子貢問治理國家?？鬃诱f：“糧食充足，軍備充足，人民信任?！弊迂曊f：“如果不得不去掉一項，那么這三項應先去掉哪一項？”孔子說：“去掉軍備?！弊迂曊f：“如果不得不再去掉一項，那么這兩項應去掉哪一項？”孔子說：“去掉糧食。自古人終究是要死的，如果失去人民的信任，那就沒有立國之本了?！?/P>

可見在孔子看來，不論是強大的軍隊或是豐饒的經(jīng)濟，都比不上人民的“信”。人民對國君的信任乃是立國之本、個人的誠信則是立于社會的基礎，無論如何都不可舍棄。

兵法有云：以正治國，以奇用兵。用兵作戰(zhàn)要出其不意，神鬼莫測。但治理國家必須以正治眾，以德服人。一個人總是不講信用，人格上就已經(jīng)破產(chǎn)了，如同行尸走肉，無法立足于社會；同樣，如果一個國家的當政者失去誠信，人民就不再信任他，失民心者失天下，其政權也已經(jīng)名存實亡，離垮臺不遠了。

所以古時的當政者，在足食、足兵的同時都注重推行德政，取信于民，以求獲得民心，永保江山穩(wěn)固。否則，一旦在道義上崩潰，即使兵強國富，滅亡也指日可待，“飆風不終朝，暴雨不終日”，天地的狂暴力量都不能持久，何況人呢？

名相管仲認為，“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禮義廉恥是立國的根本，喪失了這些國家就會滅亡。所以他勸說齊桓公，首先要遵循禮義，取信于諸侯，方可稱霸天下。

公元前681年，齊國趁宋國內(nèi)亂，邀請宋國及其周邊國家——魯、陳、蔡、邾、郯、遂等國在齊的北杏會盟，商討安定宋國大計。

在這次會盟上，魯國壯士曹沫用突然以短劍挾持齊桓公，逼著他簽訂了歸還齊國曾經(jīng)占領的魯國國土，齊桓公無奈，被迫同意。事后，齊桓公與多數(shù)大臣想毀約并出兵報復，管仲卻不同意，他說：毀約是貪圖眼前小利，出兵是求得一時痛快，而后果是失信于諸侯，失信于天下。相反，作為一個大國，如果在被脅迫的情形下簽訂的協(xié)議都能遵守，則必然能讓天下信服！齊桓公聽取了管仲的意見，立即履約。各國諸侯得知此事，都認為齊國守信，不少諸侯想歸附齊國。后人評說：“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饼R桓公之所以能夠成就春秋時期“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的業(yè)績，是從他信守諾言開始的。

歷史上以誠信治國的明君還有唐太宗，他從大唐王朝的長治久安大計出發(fā)，主張君臣上下同心同德、開誠相見，才能治理好國家。唐太宗認為，隋煬帝猜忌群臣，是隋朝滅亡的重要原因；而自己以誠信待臣下，用人不疑，便贏得了臣下感恩圖報、竭盡忠心。

貞觀初年，有人向唐太宗上書，請求清除朝廷中的“奸臣”。唐太宗對此事很重視，親自召見上書人，當面對他說：“我所任用的大臣，都是賢良之人，你知道誰是奸臣？”上書人說：“我居住在民間，不知道誰是奸臣。但我有一條妙計，請陛下試一試，一定能讓奸臣露出原形。”太宗問他是什么妙計，那人回答說：“陛下與群臣討論國家大事時，故意堅持一種錯誤意見，并乘機大發(fā)雷霆。這時那些不畏龍顏震怒，堅持真理，敢于直言正諫，不怕斧鉞之誅的人，便是直臣；反之，畏懼陛下的威嚴，只顧身家性命，依順陛下心意，迎合旨意的人，便是奸臣?！?/P>

太宗聽了不以為然，對此人說道：“流水是否清濁，關鍵在于源頭。君主是施政發(fā)令之源，臣民好比流水，泉源混濁而想使流水清澈，那是不可能之事。帝王自己玩弄、施行奸詐之計，怎能使臣民正直、誠信呢？魏武帝曹操機警過人，常多用詭計，我看不起他的為人。如果我也像他那樣去做，如何再去指責別人、施行教化呢？”

唐太宗又對獻計之人說：“我要使大信行于天下，以忠誠之心治國，決不搞歪門邪道。你的計策雖妙，但對我毫無用處，我絕不采納使用?！蹦侨寺犃藵M面羞慚，趕緊下殿，倉皇出宮而去。

我們看“棄禮義而上首功”的暴秦，“權使其士，虜使其民”。以詐術和暴虐來役臣民，拋棄禮義仁德，崇尚武力和暴政，很快就失去了百姓對它的信任而內(nèi)亂覆滅。如果當政者行仁政，廣施德澤，必受人民愛戴，天下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