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條異代不同時
                                       ――王船山為什么瞧不起杜甫
    王夫之（1619--1692）明清之際思想家。字而農(nóng)，號畺齋。衡陽人。晚年居衡陽之石船山，學者因稱船山先生。明亡，曾在衡山舉兵起義，阻擊清軍南下。戰(zhàn)敗退肇慶，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以反對王化澄，幾陷大獄。至桂林依瞿式耜，瞿氏殉難，乃決心隱遁。展轉湘西以及郴、永、漣、邵間，竄身瑤洞，伏處深山，刻苦研究，勤懇著述，歷四十年“守發(fā)以終”（始終未薙發(fā)），其愛國氣節(jié)和刻苦精神，至死不渝。眾所周知，凡讀過杜詩的人，誰不為詩人對國事的關心，對人民的摯愛而動容呢？王夫之卻是一個例外。其例外之處何在？
其一，王夫之是第一個譏批杜甫詩品人格之人！
王船山批杜可以說是遍及杜詩。如在評杜甫《漫成》一詩說：“杜又有一種門面攤子句，往往取驚俗目，如‘水流心不競，云在意俱遲’；裝名理名腔殼，如‘致君堯舜上，力（再）使風俗淳，’擺忠孝為局面：皆此老人品心術學問器量大敗闕處。或加以不虞之譽，則紫之奪朱，其來久矣?！镀咴隆?、《東山》、《大明》、《小毖》，何嘗如此哉！”（《唐詩評選》卷三，《船山全書》第14冊）又說：“杜陵忠孝之情不逮，乃求助于血勇。丈夫白刃臨頭時且須如此，何況一衣十年，三旬九食耶？”一件衣服穿十年，一個月吃九頓飯，窮愁潦倒的杜甫憑什么來行忠孝？船山的質疑直接針對現(xiàn)實。繼而船山還對杜甫憂國憂民之情提出了懷疑，如他在評《詩經(jīng)?竹竿》時借題發(fā)揮，又說：“《書》曰：‘若德裕乃身’，裕者，憂樂之度也。是故杜甫之憂國，憂之以眉，吾不知其果憂否也。”（《詩廣傳》卷一，《船山全書》第3冊）在船山看來，憂之以眉，就是假憂。
    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歷來被人稱為杜甫“平生第一快詩”，格調之快，心情之快溢于紙上。王夫之卻認為：“杜有‘劍外忽傳收冀北（當為薊）’諸篇，大耍此一法門，聲容酷肖，哀樂取佞口耳，大雅之衰也。”（《唐詩評選》卷4）這類快詩，在船山看來，正是他大耍憂之以眉的法門的例子，也是大雅之衰的明證?？傊?，在老先生眼里，杜甫是一個虛聲滿紙，空話連篇，只知呼窮叫苦，不知憂國憂民的心術不正，人品不端的人物。除此而外，還在評初唐詩人王績《野望》時還不忘捎帶罵了杜甫“誨淫誨盜”?！按蠖甲x杜詩詩學杜者皆有此病，（不紹古響），是以學究、幕客案頭，胸中皆有杜詩一部，向政事堂上料理饅頭馓子也。杜于歌行自是散圣、庵主家風，不登宗乘，于他本色處揀別可知。（古詩評選卷一）?！?BR>   其次，他是第一個提出“李優(yōu)杜劣論”的人。
    第一個提出“李杜優(yōu)劣論”的是誰，《漁隱業(yè)話》指是元稹，元稹先杜而后李，引得韓愈不快，作“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來回應，提醒大家要對李杜并重。此后，唐有白居易、宋有葛立方，則明確黜李揚杜；宋有楊億、明有楊慎，則黜杜揚李，有宋一代，雖然出現(xiàn)過“西昆體”這樣一種以杜為宗的詩派，但在主流上仍然以揚李者居多。元明兩代，基本上是李白的風頭要遠遠超過杜甫。
     到清代，由于乾隆帝撰《唐宋詩醇》，并在自序中說：
　“有唐詩人杜子美氏，集古今之大成，為風雅之正宗，譚藝家至今奉為矩矱，無異議者。然有同時并出，與之頡頏上下，齊驅中原，勢均力敵，而無所多讓之太白，亦千古一人也?！庇衷疲骸?BR>   “李杜二家，所謂異曲同工，殊途同歸者，觀其全詩可知矣。太白高逸，故其言縱恣不羈，飄飄然有遺世獨立之意。子美沉郁，其言深切著明，往往窮極筆勢，盡情事之曲折而止?！?nbsp;     
最后乾隆總論李杜云：　
　　“若其蒿目時政，疾心朝廷，凡禍亂之萌，成敗之實，靡不托之歌謠，反縱慨嘆，以致其忠愛之心，其根于性情，篤于君上者，按之固無不同也。至于根本風騷，馳驅漢魏，擷六朝之精華，掃五代之柔靡，詞華炳蔚，照耀百世，而人又何以異哉？”
     乾隆的出發(fā)點是李杜不分軒輊，因而，后世就以“詩不可以論劣”為李杜優(yōu)劣論作結。
其實，此前不管是黜李揚杜還是黜杜所李，抑或是李杜并駕論者，多從詩的才情和思想作結，而獨獨王船山，第一次明確提出李優(yōu)杜劣，則是從一個嶄新的角度出發(fā)的。
     “李獨用本色，則為‘金陵送別’一流詩，然自是合作。杜本色極致，唯此《七歌》一類而已，此外如夔府詩，則尤入俗丑。杜歌行但以古童謠及無名字人所作《焦仲卿》、《木蘭詩》與俗筆贗作蔡琰《胡笳詞》為宗主，此即是置身失所處。高者為散圣，孤者為庵僧，卑者為野狐。”
    “后人稱杜陵為詩史，乃不知此九十一字中有一部開元天寶本紀在內。俗子非出像則不省，幾俗賣陳壽《三國志》以雇說書人打匾鼓，夸赤壁鏖兵?？杀尚Γ蠖既绱??！保ā短圃娫u選》）既然大家都說本色，王船山也從本色入手評議李杜，但他認為杜甫真正稱得上本色的，只有《七歌》。至于其他類詩，孤、卑參雜。 他譏杜詩《石壕吏》是“于史有余，于詩不足?！闭J為譽杜詩為詩史者是“見駝則恨馬背之不腫，是則名為可憐閔者”（《古詩評選》卷4），指斥杜陵“三別”是“偨厓灰頹，不足問津風雅”，偨，是參差不齊；崖，是水邊；灰頹，是灰心頹喪。意指是詩堆砌事實，缺少氣骨，乖離風雅之旨。
  評《千秋節(jié)有感》說：“杜于排律極為漫爛，使才使氣，大損神理；庸目所驚，正以為是杜至處?！?BR>評《后出塞》之一“獻凱日繼踵”時說其“直刺而無照耀，為訟為詛而已”，“杜陵敗筆有‘李瑱（李鼎）死歧陽，來瑱賜自盡’，‘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一種詩，為宋人漫罵之祖，實是風雅一厄。道廣難周，無寧自愛。”
那么，王船山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貶杜批杜呢？為什么他要逆無數(shù)杜甫的粉絲們的喜好，把杜甫從詩品到人品全盤否定呢？
這幾乎成了眾多研究杜甫和王夫之的學者們郁積在心的一個謎。
我們今天就來為大家解開這個謎。
說起來，王船山對杜甫是情有獨鐘的。王船山貶杜批杜并非隨興所為，從上文列舉的例子來看，他是熟讀杜詩并為杜詩作了厚厚的評點的。可以說，他與這位相隔900余年的前輩詩人杜甫是由愛生恨，愛恨到了難以融解的地步。這里只需舉一個例子：
杜甫有一首題為《月》的詩：
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塵匣元開境，風簾自上鉤。
兔應疑鶴發(fā)，蟾亦戀貂裘。斟酌嫦娥寡，天寒耐九秋。
     杜甫對于“月出”來說是非常敏感的，他的詩里曾反復出現(xiàn)月的意象，每一次寫月都感受到一種新生般的體驗。這首詩，蘇東坡曾給予高度的贊美：“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舜沤窠^唱也?！笨梢姶嗽姷牟环?。
反清復明失敗后藏身衡陽的王夫之，寫下了《讀文中子》二首，其中第二首云：　　
　　天下皆憂得不憂？梧桐暗認一痕秋。歷歷四更山吐月，悠悠殘夜水明樓。
大家看，這不是異代詩人千秋印心么？王夫之在詩中完全襲用了杜詩，把那句被東坡先生譽之為古今絕唱的兩句直接引入詩中。這難道不能說明王船山對杜詩的喜愛么？
   既然如此，船山為什么又要以近乎誅心式的攻擊杜甫呢？在我看來，原因有二：
一、憂國在眉與憂國在心
     船山攻杜，與船山的哲學思想有關。
船山攻擊杜甫的人格，源于船山躬行實踐，強調知行統(tǒng)一的哲學主張。應該說，杜甫所處的是安史之亂的混亂時局，而船山所處的則是明亡清興這一民族生死存亡之轉折關頭，二者有很多的相近性，但船山所處的時局有過之而無不及。船山以為，在安史之亂那樣的時代，杜甫既然作為一個有著滿腔報國熱忱的詩人，就不能只說不做，而應該化為實際行動，去拯救盛唐文明免遭毀滅。而杜甫恰恰只是把他的那種愛國熱情化入詩中，故而船山判定杜甫是一個虛聲滿紙，空話連篇，只知呼窮叫苦，不知憂國憂民的人，他的憂國是憂在眉上而未憂在心頭。僅僅把滿腔憂憤灑于紙上，這樣的憂國誰不會呢？船山先生自己則恰恰是一個知行合一者。事實上，也只有像船山先生那樣經(jīng)歷過那樣的時勢那樣的痛苦的人，方才懂得憂國在眉與憂國在心的區(qū)別，這也就是別人無法理解船山先生批杜的根本原因。

二、崇尚風雅與知行統(tǒng)一
船山攻杜詩則與船山的文學思想與政治主張有關。
船山譏評杜詩，認為李白優(yōu)于杜甫，源于他文學思想主張?zhí)貏e是他的風雅觀。船山一貫以為，“三國以降，風雅幾于墜地?！币蚨酵瞥缜貪h而貶抑唐宋，他的文學思想是典型的厚古薄今的。他崇尚本色，而對杜甫詩中那種過于沉郁的風格非常不滿。這一點與后世的毛澤東的看法完全一致。
而船山的政治思想主張卻是“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的，他強調知行統(tǒng)一。這也是導致他對杜甫幾近誅心式的攻擊的一個方面。
因此，結合上述二大原因，我們不難理解船山對杜甫的責難實實是異代蕭條不同時。
事實上，正是有了王夫之，湖湘文化中那種浸透千年的悲情才得以爆發(fā)，沖決于紙上、外化為知行統(tǒng)一。從此開始，肇啟了湖湘士子經(jīng)世致用的嶄新風氣。在王船山的身體力行和教化下，湖湘文化中那郁積多年的悲情開始慢慢地消溶于洞庭煙波之中。

巧合的是，與王船山譏杜貶杜類似，毛澤東也揚李抑杜。從各種史籍文獻來看，毛澤東對杜詩是非常熟悉的，他自己的詩中不僅常常點化杜詩，而且還不時借用杜詩。但具體到對杜甫的評價和喜愛時，毛澤東始終一貫的是抑杜。
1942年4月，毛澤東邀集魯藝文學系和戲劇系的黨員教員何其芳、嚴文井、周立波、曹葆華、姚時曉等到楊家?guī)X談話，“當嚴文井問毛澤東喜歡唐朝詩人李白還是杜甫的問題時，毛澤東說：我喜歡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氣。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場?！?BR>近來有一些學者認為，毛澤東并沒有抑杜，他們舉出下面的例子：
1949年12月，毛澤東與費德林在開往莫斯科的列車上談到《詩經(jīng)》、屈原、李白、杜甫、蒲松齡等時說：
杜甫（8世紀）——他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人民詩人。他的作品是中國后人藝術欣賞的不朽文獻。杜甫的詩，代表了中國人民天才的獨特風格，也是給全人類留下的優(yōu)秀文學遺產(chǎn)。
從這段話的語氣看，顯然是《光明日報》1996年2月11日發(fā)表時有所修飾的，真正的談話應該不會是這樣，即便原話如此，也只能說明這是毛澤東對杜詩的一種客觀評價，并不包含他個人的情感在內。
事實上，毛澤東對杜詩的看法始終是一貫的。
1957年1月毛澤東與臧克家、袁水拍談話時說：“杜甫的詩有的好，大多數(shù)并不怎樣?！?BR>1958年1月16日，毛澤東在中央南寧工作會議上講話中說：“不愿看杜甫、白居易那種哭哭啼啼的作品，光是現(xiàn)實主義一面不好，李白、李賀、李商隱，要搞點幻想。太現(xiàn)實就不能寫詩了。”
1958年3月7日毛澤東借參加成都中央工作會議時拜訪了杜甫草堂，會議期間，印發(fā)了一批材料給與會者，其中就有《杜甫草堂楹聯(lián)集》，“光借閱杜甫草堂各種版本的‘杜詩’就有12部、108本之多”，還將李白的6首詩以及杜甫的《劍門》等25首詩編入《詩詞若干首（唐宋人寫的有關四川的一些詩和詞）》印發(fā)給與會人員。“毛澤東在看完了各種不同版本的杜詩后，望著陳列在櫥內的詩集說道：‘是政治詩’”！
從上述情況來看，毛澤東抑杜確是事實。
從毛澤東與湖湘文化的淵源來看，他的抑杜除了個人性格上的原因外，不外乎還有受到船山先生的影響。在毛澤東題為《講堂錄》的早期筆記本中，對王夫之，他這樣寫道：“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賢者，未有圣賢而不豪杰者也。圣賢，德業(yè)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边@也是王船山反對把杜甫看成“詩圣”的思想根據(jù)。在船山看來，杜甫顯然不是一個德業(yè)俱全之人。
毛澤東又在記曾國藩一條中說：“滌生日記，言士要轉移世風，當重兩義：曰厚曰實。厚者勿忌人；實則不說大話，不發(fā)虛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睂Σ徽勥^高之理，他又說：“心知不能行，談之不過動聽，不如默爾為愈?！薄肮耪邽閷W，重在行事，故曰行有余力，則以學文。”那么比對杜甫，顯然與船山、毛澤東的思想相去甚遠。杜甫的名句：“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痹诤笳呖磥?，就是心知不能行而發(fā)出的動聽之辭。杜甫一生連自己的茅草屋都不能得，怎么可能得廣廈千萬間以庇天下寒士？徒以取悅天下人耳。正是出于這種思想，杜甫在王船山、毛澤東那里都不是理想的楷模、心中之俊士。

[ 本帖最后由 藏羚羊 于 2009-9-3 10:58 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