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作者注重從道德角度探討極權制度的倫理結構和這個制度下人性的普遍狀況。對他們來說，憲政法治只是在自由狀態(tài)下的道路取徑，實現(xiàn)自由得靠另外的理論。正如胡塞爾上世紀30年代在布拉格的演講中所說：“歐洲的未來無非走向兩端，要么在仇恨和野蠻中沉淪，要么在哲學的精神中重生。”源于這一知識傳統(tǒng)，他們更熱衷的是阿倫特，而不是哈耶克；是存在主義，而不是自由主義。

　　與西方學者的極權批判注重民主法治相比，薩米亞特知識分子的后極權批判更注重存在的自由，并通過哲學、倫理和文學去探索生活的真實意義。后極權制度不僅使人民生活貧困，而且摧毀人的心靈，它以政治高壓和物質(zhì)享受來交換人們的良知和責任感，讓每一個人將制度的目標當做自己生活的目標。但制度目標和生活目標永遠是不同的，生活在本質(zhì)上是自我的、多元的，而制度卻要求一致和服從，結果必然導致不真實的生活。

　　哈維爾曾舉過一個著名的例子，蔬菜店經(jīng)理在櫥窗里安放了一條標語：“全世界勞動者，聯(lián)合起來！”經(jīng)理并不真的關心標語的內(nèi)容，但他卻很清楚，想要生存就必須這樣做。這條標語既大且空，服從它無關痛癢，不會傷害自尊。但實際上，他是將失去工作的恐懼掩藏在意識形態(tài)背后，使自己生活在謊言中。正是人們對基本道德采取無所謂的態(tài)度，支撐了后極權制度。為此，捷克知識分子對自己提出一個生活原則：生活在真實中。

　　這里的“真實”還有更高一層的哲學含義，即拒絕價值和意義的喪失。正如七七憲章發(fā)言人帕托切克所指出：現(xiàn)代最大的危機是意義的危機。面對這一危機，捷克知識分子重新探討自由的根源和目的，甚至回溯到15世紀胡斯的宗教改革，即薩米亞特哲學家厄納茲姆·科哈克所說的“中世紀的現(xiàn)實主義”。這種現(xiàn)實主義是對非笛卡爾世界的認知，它保留了中世紀的宇宙圖景，仍然把世界看做一個和諧的整體，承認價值和意義是一種事實。

　　這就是當代的捷克現(xiàn)象學，其代表人物是帕托切克。他是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的學生，他的“自在世界”觀念接近老子的自然哲學，但同時又堅持價值的根源性，即道德標準不是歷史構建的，而是先在的內(nèi)在于人的。他對普遍人權觀念的闡述便是基于這一超越性立場，“深信國家和社會必須認可某些高于它們的絕對的事物，某些即使對它們來說也是受制于此、神圣的和不可侵犯的事物。”在他看來，自由、良知和責任都是絕對的超越的價值，是人的本質(zhì)存在，因而值得人為此做出犧牲。

　　帕托切克的哲學著作被列為禁書，只能靠翻譯謀生。但他堅持地下寫作，在家里秘密給青年學生講授哲學。七七憲章發(fā)表后，他以七十高齡出任其發(fā)言人。1977年3月13日，在一次長達十小時的審訊后，他突發(fā)腦溢血去世，最終以生命踐行了自己的主張：“道德的存在不只是為了維系社會運轉(zhuǎn)，而是讓人成為人。人不是依據(jù)自己反復無常的需要、愿望、癖好與渴望來界定道德，而是道德界定人。”

　　捷克知識分子擺脫功利主義理論，回歸對道德本原的探求。這一切都與現(xiàn)代政治的實用主義規(guī)則相悖。七七憲章的宗旨就是注重基本人權，注重私人生活和政治中的道德因素。這是一種“反政治”的政治，它建立在道德良知的基礎上，承認自由是每個人天賦的權利。也就是說，薩米亞特作者的自我犧牲完全是出于責任，超越所有政治責任和權力之上的責任。

　　這種對自由的超驗價值的肯定不是要重新回到宗教，而是將自由建立在信仰的基礎上，以對抗建立在國家基礎上的道德標準，從而獲得內(nèi)在的個人責任感和道德勇氣。

　　匈牙利裔學者穆瑞曾將東歐知識分子的思想稱做“世俗精神”，正是看到了他們的道德追求不是沒有現(xiàn)實意義的，它喚醒了被摧毀的公民意識和道德準則，向現(xiàn)代強權政治證明了哈維爾所說的“無權者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