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國學研究院共有幾位導師？

(2011-04-21 11:48:39)

轉載

清華國學研究院共有幾位導師？昨天晚上，中央電視臺的周文福兄發(fā)來短信，大意是說他主持制作的清華百年特別節(jié)目“記憶大師”，將于4月23日，也就是本周星期六晚22點10分于央視10頻道播出，讓我觀看并提寶貴意見云云。記得三天前，文福兄就此事與我說過幾句，我問是拍的什么人物，周兄答：“是清華國學院的四大導師”。我說：“國學院有五位導師，要拍也要拍五位，不應該只拍四位扔掉一位，況且這最后一位還是考古學家李濟，而考古是有畫面可以出精彩鏡頭的。”周說：“大家流傳四大導師，就拍了四大，李濟沒有拍。”我只能表示遺憾。 在清華大學建校一百周年與“大師記憶”即將開播之際，我在此說幾句清華國學院的導師問題，以請列位方家指正?；蛟S這個話題，對研究清華校史有些補益。 清華園內荷塘月色匾牌按照通常流行的說法，清華國學研究院有“四大導師”。“四大”沒錯，但以為整個國學院的導師共四位那就錯了。清華國學院終其一生，稱為導師者共五位，除了王、梁、陳、趙“四大”，第五位就是“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 清華國學研究院師生合影，從左至右為：講師李濟教授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后為學生。時陳寅恪尚未到校。 1925年2月，在校長曹云祥主持下，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籌備處鳴鑼開張。此前，因提倡白話文而暴得大名的胡適建議曹校長采用宋、元書院的導師制，并吸取外國大學研究生院以學術論文為專題研究法來辦研究院。曹校長深以為然，首先聘請由清華出身、美國哈佛大學學成歸國的一代名士、年僅32歲的吳宓（字雨僧）主持研究院籌備處事宜，并讓吳拿著自己簽發(fā)的聘書一一聘請。很快，在學界聲名顯赫的王國維、梁啟超與在國外的趙元任、陳寅恪相繼被聘為教授。——這就是當年令天下學界為之震動，被后世廣為流傳并影響深遠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教授”或“四大導師”。 當年任教于清華的吳宓清華校方為聘請“四大導師”來校任教，可謂不遺余力，其中一個被后世廣為稱道的鮮明特點是重視真才實學，不慕虛名，不輕信文憑。在“四大”之中，只有趙元任一人懷揣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證書，而王、梁、陳等三位均無博士、碩士頭銜，甚至連學士學位也未拿到。梁啟超的“文學博士”稱號，則是他到了清華國學院任教之后由美國耶魯大學贈予的。盡管頭上沒有金光閃閃的博士帽子，但三位卻學貫中西，思想、學問博大精深，堪稱當之無愧的學術大師。年輕的陳寅恪放洋十六載，于哈佛、柏林等美國、歐洲名校轉過一遍，終未能揣得一張博士文憑回來，完全是為求知而讀書。當年在哈佛大學讀書的中國學子，陳寅恪、吳宓、湯用彤等三人被譽為“哈佛三杰”，風頭強健，為同輩所矚目。而陳寅恪更是駿馬中的“赤兔”，其學問之廣博精深，已達出神入化之奇境。許多年后，對于陳寅恪的學問人品，吳宓曾不無感概地說道：“一九一九年一月底二月初，陳寅恪君由歐洲來到美國。先寓康橋Cambridge區(qū)之 Mt.Auburn街。由俞大維君介見。以后宓恒往訪，聆其談述。則寅恪不但學問淵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會之內幕。例如，于巴黎妓女及秘密賣淫之生活實況，又歐美男女遲婚、不得嫁之痛苦及流弊，述說至為詳切。……其歷年在中國文學、鳴學及詩之一道，所啟迪、指教宓者，更多不勝記也。”縱觀吳宓一生的為人為學與人格品行，此話當是處于真心仰慕之情而發(fā)之。 1937年抗戰(zhàn)前，陳寅恪與夫人女兒一家在清華園 至于這“四大教授”或“四大導師”的稱號最先由誰呼起，后來的研究者已難考證，據(jù)趙元任夫人楊步偉回憶：“‘四大教授’這個稱呼，不是我們自謅的，這實在是張仲述找元任時信上如此說，第一次見面也是如此說。而校長曹云祥開會時也是如此稱呼的。……其實正式名稱是‘四位導師’”[3 ]張仲述即當年與趙元任、胡適等人一同赴美留學的張彭春，屬于1910年清政府庚款第二批直接留美生；亦即南開大學創(chuàng)辦者張伯苓胞弟，時任清華學校教務長。趙元任到清華做教授，主要是張的舉薦，而陳寅恪則得意于吳宓與王、梁二位導師的薦舉。當年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就設在這座建筑物里楊步偉所說，是李濟進清華之前的事，當李氏入主國學院之后就成為五位導師了。 1896年6月2日生于湖北鐘祥縣的李濟,字濟之，4歲入書房從一個表叔開始念“盤古首出，天地初分”之類的古書。據(jù)李濟的學生、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說：“他那表叔，是一個老秀才，最喜歡打悶棍，所以他（李濟）現(xiàn)在雖說記不清楚得了他多少的教育的益處，卻記得那頭上發(fā)了幾次塊壘。”這些故事是當年李濟在臺灣大學教書時告訴張的，張聽后覺得很可笑，但又不否認是一種事實存在。1907年，李濟隨時為小京官的父親進入北京兩個著名中學之一——南城的五城中學（北師大附中前身）讀書，14歲考入清華學堂。關于這一人生轉折，用李濟后來的話說“等到清華招考的時候（也就是宣統(tǒng)二年），雖說有很多人不愿意送子弟進洋學堂，但也有一部分人送他們的子弟去考，而我就是一個，并且我僥幸的是考取了。所以，我進清華還是在前清的時候。進了清華半年，暑假以后就遇到了辛亥革命。雖說政治上起了變動，清華并未停課，秋天我仍然進了學校。” 到了1918年，即一個叫列寧的世界級政治人物領導俄國工人“一聲炮響”奪取政權之后，突然受到一個叫卡普蘭的女特務刺殺，差點丟了性命的那一年（見蘇聯(lián)電影《列寧在一九一八》）；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11月）的那一年。李濟結束了八年的清華學習生活，以官費生的身份，悄然無聲地去了西方屬于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美利堅合

                           眾國，開始“放洋”生涯。1923年，李濟凝聚了三年心血的《中國民族之形成：一個人類學的研究》（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 Anthropologicallnquiry）完成。此著根據(jù)111個現(xiàn)代中國人的體質特質，從春秋到明末建筑城池的發(fā)展，十大姓氏的起源與分布，南北方民族融合的情況，綜合出中國民族的五種重要成分，堪稱對中國民族的科學研究的開山之作。其所應用的方法和材料，一直作為研究中國社會史的學者共同效仿的標桿而經久不衰。也就是這部著作的問民，使年僅27歲的李濟榮獲得哈佛大學哲學（人類學）博士學位，并成為第一位中國人獲此殊榮者。 榮得博士學位的李濟旋即收拾行裝，告別了風景秀麗的查爾斯河畔與浸潤著自己三年青春汗水的哈佛校園，踏上了歸國的途程。未久，受聘到天津南開大學任教。1924年，美國華盛頓史密森研究院佛利爾藝術館（The Freer Gallery of Att），派畢士博（C.W.Bishop）率領一個代表團來中國進行考古發(fā)掘和研究，鑒于李濟在學術界日漸興隆的名聲及他在中國近現(xiàn)代考古學史上所作的最早貢獻，畢士博由北京的團部寫信至天津南開大學邀請李濟加入他們在北京的考古工作隊。1925年初，李濟辭卻南開大學教職，加入畢士博等人的行列，從而開創(chuàng)了“既維護主權，又公平合作”，利用外資搞科研的先河，為后來著名的“殷墟第二、三次發(fā)掘的資金問題的解決”（李濟語）打下了基礎。 就在李濟加入畢士博考古工作隊不久，清華國學研究院也鳴鑼開張，作為清華大學籌備處顧問的丁文江，意識到清華未來的光輝前景，建議李濟去研究院一邊任教一邊做研究工作，并把情況介紹給老朋友梁啟超，二人共同出面向清華校長曹云祥推薦，曹一聽李濟的經歷和名聲，立即決定聘請。于是，時年29歲的李濟，以講師的身份出任國學研究院導師。　1925年 6月15日，清華校長曹云祥正式宣布研究院教職員名單： 教授：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講師：李濟。 助教：陸維釗（同年9月辭職，由趙萬里接任）、梁廷燦、章明煌。 主任：吳宓。 事務員：衛(wèi)士生。 助理員：周光午。如此精簡干練的教職員陣營，頗為校內外同人稱贊，向以木納寡言的王國維更感欣喜，聲稱正合他早年關于治校之論述：“一校之中實行教授之人多，而名為管理之人少，則一校之成績必可觀矣！”可惜的是，王氏此言，在日后的清華與全國教育界被視為歪理邪說而被無情地拋之于九霄云外了。 有一名曰陳丹青者，于2001年弄了一幅油畫，叫做《國學研究院》，號稱拍賣了幾千萬元。這個東西，大概是想表現(xiàn)上述這段清華研究院生活的。很不幸的事實是，當陳寅恪到國學研究院任教的時候，吳宓早已離開了研究院。也就是說，吳宓與陳寅恪從沒有在研究院共過事?？粘龅闹魅我宦?，先由曹校長，后改為教務長梅貽琦兼理。不知此畫中的五個人物，表達的是什么時間，何種場面？向世人傳達什么信息？要說吳宓沒事的時候，到老根據(jù)地——研究院探親訪友，似是成立的。若想表達吳與“四大導師”一起共事的生活，則不能成立。 號稱“史上最牛的畢業(yè)證書”。這張證書從另一個側面為清華研究院共有五位導師提供了“鐵證”。 從清華國學院整個聘任過程中可以看到，由于當時中國學術界人數(shù)，特別是有名望的“海龜”尚不可多得，學者間的相互推薦和學者出身的校方負責人之認同，在此發(fā)揮了交疊的作用。就整個導師隊伍論，此時的李濟雖有大師的身價，并且是研究院的五位導師之一，但后世士林卻沒有把他與王、梁、陳、趙“四大導師”并列而成為“五大”，究其原因，表面上看是他沒有前“四大”的教授頭銜，其實內中還有更多復雜的原因與詳情，而這些詳情隨著歲月的流逝逐漸模糊淡遠，遂成為后來剪不斷，理還亂的一段歷史公案。關于李濟沒有成為“五大”的說法，一種是，由于李濟當時正和美國費利爾藝術館合作組織考古發(fā)掘事宜，在時間分配上，考古發(fā)掘占相當比重，因而大部分薪水由美方撥發(fā)，每月300元，清華每月發(fā)100元，二者合在一起，正好和梁、王、陳、趙“四大”的教授薪水持平。[16] 因清華支付的100元并不是教授的薪水，故只能給個特別講師的帽子戴在頭上。想不到這“教授”與“講師”兩頂帽子的不同，造成了儒林士子多年的疑惑與不解。另一種說法是，當丁、梁二人向曹云祥推薦李濟時，曹一開始欲聘李為研究院專職教授，與前四人所戴的帽子等同，搞出個“五大導師”，即當年西蜀霸主劉備手下“五虎上將”的陣營，以威天下。當研究院籌備處主任吳宓奉命與李濟接洽后，發(fā)現(xiàn)情況并不如曹校長所想的那樣簡單，對田野考古發(fā)掘工作特別傾心的李濟，因此前與畢士博已經簽約，不太愿意完全放棄在費利爾藝術館考古隊的工作，但又不忍舍其回母校效勞的機會，是否到清華做全職教授猶豫不抉，他向吳宓提出的公開理由是，怕不能“常年住院，任教授與指導之事”。此兩難情形由吳宓稟報曹云祥，經過曹、梁、吳、丁等人共同商談，認為李濟雖然年輕，但畢竟是中國第一位攻讀人類學的“海龜”，其學術前景不可限量，決定采取讓李濟一擔挑的方式兩頭兼顧，聘為特別講師。丁文江更是不遺余力地對李勸說，認為清華研究院的工作性質與南開畢竟不同，在南開是純粹的教書，而在清華則以研究為主，所帶學生不過幾人而已，謂李“不要放棄作第一手科學研究的機會”云云。李濟聽了丁的勸導，遂欣然就聘。此情形在《清華周刊》第345期“新聞”欄曾有披露，文曰：“26日，李先生來校清華國學研究院共有幾位導師？

，與吳宓博士晤談。聞校中擬請其任教授，惟恐有礙Bishop（畢博士）先生方面之考古事業(yè)，則李先生暫任講師云云”。另吳宓在日記中也有如下記述：“下午二時，李濟如約來，愿就聘。以特別講師為宜。” 據(jù)清華國學研究院院史研究專家孫敦恒稱，這一聘法是按當時清華學校的有關規(guī)章制度辦事的，如此聘任者并非李氏一人，稍后與李濟一同去山西進行考古發(fā)掘的袁復禮，因先任職于地質調查所，來清華講課，被聘為清華新制大學部地質學講師。再后，著名學者梁漱溟、馬衡被聘為清華國學研究院講師，也是因為二人都是北大的在職教授。另一個更典型的例子是，趙元任此時已是正式入圍“四大”之一的教授，但自1929年他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擔任研究員，并兼任語言組主任后，再來清華授課，其頭上頂?shù)囊彩侵形南抵v師銜的帽子。據(jù)清華檔案館所藏《研究院紀事》稱，1927年6月，清華學校評議會在討論李濟函詢其下年度待遇問題時，議決：“如畢士博方面仍續(xù)約，則本校繼續(xù)聘李濟為研究院講師；如畢士博方面不續(xù)約，則本校聘李濟為大學部教授。結果畢士博繼續(xù)聘李濟與之一同進行考古發(fā)掘，李濟下年度仍任研究院講師。” 關于這段公案，李濟之子李光謨后來有一補充推斷：“可能李濟教的是人類學、考古學，不被人們視為‘國學’，登不上大雅之堂；再則——這一點或許最關緊要，李濟受聘入國學院時，年齡尚不足二十九歲，太不夠‘大師’的身價了。當時的助教和第一、二兩屆研究生里，比李濟年長好幾歲的也不乏其人。盡管如此，他確是貨真價實的導師，也是第一位以特約講師身份任研究生導師的，這是有官方文件為證的。對此，季羨林教授在1992年主持紀念趙元任先生百歲誕辰的座談會的發(fā)言中明確提到，成立時的導師應是五位，其中李濟之先生當時的職稱是講師，但他屬于五位導師之一。”李光謨在分析了幾乎與孫敦恒所述清華的聘任制度之后，又說“看來，清華國學研究院終其‘一生’（四年之久），也僅僅在第一批導師中有四位是教授銜的，稱他們?yōu)?span lang=EN-US>‘四大’，也的確是實至名歸。” 或許，這便是李濟沒有被后世譽為“五大”之一，而只稱“五位”之一的緣由吧。 當然，那時的李濟并不知道日后會為“幾大”與“幾位”問題，產生如此繁亂的糾葛與爭論，他只是帶著自己的興趣與志向滿懷激情地走進了清華園去實現(xiàn)他的理想。從當年清華的“官方文件”上看，李濟以大師的身價、講師的頭銜做了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導師之后，擔任的課程先后有普通人類學、人體測量學、古器物學、考古學等，其間還主持了一個考古學陳列室并兼任歷史系教授。令人稍感遺憾的是，他在清華國學院任教期間，重點指導的研究生只有一個半。一個是后來龍山文化和南詔文化的發(fā)現(xiàn)者、著名考古學家吳金鼎，另半個是徐中舒（徐為第一屆研究生，主要從王國維研讀古文字學與殷周民族史，故在李濟的名下只能算半個。本文部分內容引自《南渡北歸》岳南著）。附件： （點擊圖片開始閱讀） 《南渡北歸2：北歸》：當當網購買地址 卓越網購買地址《南渡北歸1：南渡》：當當網購買地址卓越網購買地址 《南渡北歸》第三部〈離別〉，卓越網今日開始預售點擊——http:t.cnhdGyXz

，與吳宓博士晤談。聞校中擬請其任教授，惟恐有礙Bishop（畢博士）先生方面之考古事業(yè)，則李先生暫任講師云云”。另吳宓在日記中也有如下記述：“下午二時，李濟如約來，愿就聘。以特別講師為宜。” 據(jù)清華國學研究院院史研究專家孫敦恒稱，這一聘法是按當時清華學校的有關規(guī)章制度辦事的，如此聘任者并非李氏一人，稍后與李濟一同去山西進行考古發(fā)掘的袁復禮，因先任職于地質調查所，來清華講課，被聘為清華新制大學部地質學講師。再后，著名學者梁漱溟、馬衡被聘為清華國學研究院講師，也是因為二人都是北大的在職教授。另一個更典型的例子是，趙元任此時已是正式入圍“四大”之一的教授，但自1929年他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擔任研究員，并兼任語言組主任后，再來清華授課，其頭上頂?shù)囊彩侵形南抵v師銜的帽子。據(jù)清華檔案館所藏《研究院紀事》稱，1927年6月，清華學校評議會在討論李濟函詢其下年度待遇問題時，議決：“如畢士博方面仍續(xù)約，則本校繼續(xù)聘李濟為研究院講師；如畢士博方面不續(xù)約，則本校聘李濟為大學部教授。結果畢士博繼續(xù)聘李濟與之一同進行考古發(fā)掘，李濟下年度仍任研究院講師。” 關于這段公案，李濟之子李光謨后來有一補充推斷：“可能李濟教的是人類學、考古學，不被人們視為‘國學’，登不上大雅之堂；再則——這一點或許最關緊要，李濟受聘入國學院時，年齡尚不足二十九歲，太不夠‘大師’的身價了。當時的助教和第一、二兩屆研究生里，比李濟年長好幾歲的也不乏其人。盡管如此，他確是貨真價實的導師，也是第一位以特約講師身份任研究生導師的，這是有官方文件為證的。對此，季羨林教授在1992年主持紀念趙元任先生百歲誕辰的座談會的發(fā)言中明確提到，成立時的導師應是五位，其中李濟之先生當時的職稱是講師，但他屬于五位導師之一。”李光謨在分析了幾乎與孫敦恒所述清華的聘任制度之后，又說“看來，清華國學研究院終其‘一生’（四年之久），也僅僅在第一批導師中有四位是教授銜的，稱他們?yōu)?span lang=EN-US>‘四大’，也的確是實至名歸。” 或許，這便是李濟沒有被后世譽為“五大”之一，而只稱“五位”之一的緣由吧。 當然，那時的李濟并不知道日后會為“幾大”與“幾位”問題，產生如此繁亂的糾葛與爭論，他只是帶著自己的興趣與志向滿懷激情地走進了清華園去實現(xiàn)他的理想。從當年清華的“官方文件”上看，李濟以大師的身價、講師的頭銜做了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導師之后，擔任的課程先后有普通人類學、人體測量學、古器物學、考古學等，其間還主持了一個考古學陳列室并兼任歷史系教授。令人稍感遺憾的是，他在清華國學院任教期間，重點指導的研究生只有一個半。一個是后來龍山文化和南詔文化的發(fā)現(xiàn)者、著名考古學家吳金鼎，另半個是徐中舒（徐為第一屆研究生，主要從王國維研讀古文字學與殷周民族史，故在李濟的名下只能算半個。本文部分內容引自《南渡北歸》岳南著）。附件： （點擊圖片開始閱讀） 《南渡北歸2：北歸》：當當網購買地址 卓越網購買地址《南渡北歸1：南渡》：當當網購買地址卓越網購買地址 《南渡北歸》第三部〈離別〉，卓越網今日開始預售點擊——http:t.cnhdGyXz

   眾國，開始“放洋”生涯。1923年，李濟凝聚了三年心血的《中國民族之形成：一個人類學的研究》（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 Anthropologicallnquiry）完成。此著根據(jù)111個現(xiàn)代中國人的體質特質，從春秋到明末建筑城池的發(fā)展，十大姓氏的起源與分布，南北方民族融合的情況，綜合出中國民族的五種重要成分，堪稱對中國民族的科學研究的開山之作。其所應用的方法和材料，一直作為研究中國社會史的學者共同效仿的標桿而經久不衰。也就是這部著作的問民，使年僅27歲的李濟榮獲得哈佛大學哲學（人類學）博士學位，并成為第一位中國人獲此殊榮者。 榮得博士學位的李濟旋即收拾行裝，告別了風景秀麗的查爾斯河畔與浸潤著自己三年青春汗水的哈佛校園，踏上了歸國的途程。未久，受聘到天津南開大學任教。1924年，美國華盛頓史密森研究院佛利爾藝術館（The Freer Gallery of Att），派畢士博（C.W.Bishop）率領一個代表團來中國進行考古發(fā)掘和研究，鑒于李濟在學術界日漸興隆的名聲及他在中國近現(xiàn)代考古學史上所作的最早貢獻，畢士博由北京的團部寫信至天津南開大學邀請李濟加入他們在北京的考古工作隊。1925年初，李濟辭卻南開大學教職，加入畢士博等人的行列，從而開創(chuàng)了“既維護主權，又公平合作”，利用外資搞科研的先河，為后來著名的“殷墟第二、三次發(fā)掘的資金問題的解決”（李濟語）打下了基礎。 就在李濟加入畢士博考古工作隊不久，清華國學研究院也鳴鑼開張，作為清華大學籌備處顧問的丁文江，意識到清華未來的光輝前景，建議李濟去研究院一邊任教一邊做研究工作，并把情況介紹給老朋友梁啟超，二人共同出面向清華校長曹云祥推薦，曹一聽李濟的經歷和名聲，立即決定聘請。于是，時年29歲的李濟，以講師的身份出任國學研究院導師?！?span lang=EN-US>1925年 6月15日，清華校長曹云祥正式宣布研究院教職員名單： 教授：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講師：李濟。 助教：陸維釗（同年9月辭職，由趙萬里接任）、梁廷燦、章明煌。 主任：吳宓。 事務員：衛(wèi)士生。 助理員：周光午。如此精簡干練的教職員陣營，頗為校內外同人稱贊，向以木納寡言的王國維更感欣喜，聲稱正合他早年關于治校之論述：“一校之中實行教授之人多，而名為管理之人少，則一校之成績必可觀矣！”可惜的是，王氏此言，在日后的清華與全國教育界被視為歪理邪說而被無情地拋之于九霄云外了。 有一名曰陳丹青者，于2001年弄了一幅油畫，叫做《國學研究院》，號稱拍賣了幾千萬元。這個東西，大概是想表現(xiàn)上述這段清華研究院生活的。很不幸的事實是，當陳寅恪到國學研究院任教的時候，吳宓早已離開了研究院。也就是說，吳宓與陳寅恪從沒有在研究院共過事?？粘龅闹魅我宦殻扔刹苄ｉL，后改為教務長梅貽琦兼理。不知此畫中的五個人物，表達的是什么時間，何種場面？向世人傳達什么信息？要說吳宓沒事的時候，到老根據(jù)地——研究院探親訪友，似是成立的。若想表達吳與“四大導師”一起共事的生活，則不能成立。 號稱“史上最牛的畢業(yè)證書”。這張證書從另一個側面為清華研究院共有五位導師提供了“鐵證”。 從清華國學院整個聘任過程中可以看到，由于當時中國學術界人數(shù)，特別是有名望的“海龜”尚不可多得，學者間的相互推薦和學者出身的校方負責人之認同，在此發(fā)揮了交疊的作用。就整個導師隊伍論，此時的李濟雖有大師的身價，并且是研究院的五位導師之一，但后世士林卻沒有把他與王、梁、陳、趙“四大導師”并列而成為“五大”，究其原因，表面上看是他沒有前“四大”的教授頭銜，其實內中還有更多復雜的原因與詳情，而這些詳情隨著歲月的流逝逐漸模糊淡遠，遂成為后來剪不斷，理還亂的一段歷史公案。關于李濟沒有成為“五大”的說法，一種是，由于李濟當時正和美國費利爾藝術館合作組織考古發(fā)掘事宜，在時間分配上，考古發(fā)掘占相當比重，因而大部分薪水由美方撥發(fā)，每月300元，清華每月發(fā)100元，二者合在一起，正好和梁、王、陳、趙“四大”的教授薪水持平。[16] 因清華支付的100元并不是教授的薪水，故只能給個特別講師的帽子戴在頭上。想不到這“教授”與“講師”兩頂帽子的不同，造成了儒林士子多年的疑惑與不解。另一種說法是，當丁、梁二人向曹云祥推薦李濟時，曹一開始欲聘李為研究院專職教授，與前四人所戴的帽子等同，搞出個“五大導師”，即當年西蜀霸主劉備手下“五虎上將”的陣營，以威天下。當研究院籌備處主任吳宓奉命與李濟接洽后，發(fā)現(xiàn)情況并不如曹校長所想的那樣簡單，對田野考古發(fā)掘工作特別傾心的李濟，因此前與畢士博已經簽約，不太愿意完全放棄在費利爾藝術館考古隊的工作，但又不忍舍其回母校效勞的機會，是否到清華做全職教授猶豫不抉，他向吳宓提出的公開理由是，怕不能“常年住院，任教授與指導之事”。此兩難情形由吳宓稟報曹云祥，經過曹、梁、吳、丁等人共同商談，認為李濟雖然年輕，但畢竟是中國第一位攻讀人類學的“海龜”，其學術前景不可限量，決定采取讓李濟一擔挑的方式兩頭兼顧，聘為特別講師。丁文江更是不遺余力地對李勸說，認為清華研究院的工作性質與南開畢竟不同，在南開是純粹的教書，而在清華則以研究為主，所帶學生不過幾人而已，謂李“不要放棄作第一手科學研究的機會”云云。李濟聽了丁的勸導，遂欣然就聘。此情形在《清華周刊》第345期“新聞”欄曾有披露，文曰：“26日，李先生來校昨天晚上，中央電視臺的周文福兄發(fā)來短信，大意是說他主持制作的清華百年特別節(jié)目“記憶大師”，將于4月23日，也就是本周星期六晚22點10分于央視10頻道播出，讓我觀看并提寶貴意見云云。

    記得三天前，文福兄就此事與我說過幾句，我問是拍的什么人物，周兄答：“是清華國學院的四大導師”。我說：“國學院有五位導師，要拍也要拍五位，不應該只拍四位扔掉一位，況且這最后一位還是考古學家李濟，而考古是有畫面可以出精彩鏡頭的。”周說：“大家流傳四大導師，就拍了四大，李濟沒有拍。”我只能表示遺憾。

    在清華大學建校一百周年與“大師記憶”即將開播之際，我在此說幾句清華國學院的導師問題，以請列位方家指正?；蛟S這個話題，對研究清華校史有些補益。 清華國學研究院共有幾位導師？ 昨天晚上，中央電視臺的周文福兄發(fā)來短信，大意是說他主持制作的清華百年特別節(jié)目“記憶大師”，將于4月23日，也就是本周星期六晚22點10分于央視10頻道播出，讓我觀看并提寶貴意見云云。 記得三天前，文福兄就此事與我說過幾句，我問是拍的什么人物，周兄答：“是清華國學院的四大導師”。我說：“國學院有五位導師，要拍也要拍五位，不應該只拍四位扔掉一位，況且這最后一位還是考古學家李濟，而考古是有畫面可以出精彩鏡頭的。”周說：“大家流傳四大導師，就拍了四大，李濟沒有拍。”我只能表示遺憾。 在清華大學建校一百周年與“大師記憶”即將開播之際，我在此說幾句清華國學院的導師問題，以請列位方家指正?；蛟S這個話題，對研究清華校史有些補益。 清華園內荷塘月色匾牌按照通常流行的說法，清華國學研究院有“四大導師”。“四大”沒錯，但以為整個國學院的導師共四位那就錯了。清華國學院終其一生，稱為導師者共五位，除了王、梁、陳、趙“四大”，第五位就是“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 清華國學研究院師生合影，從左至右為：講師李濟教授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后為學生。時陳寅恪尚未到校。 1925年2月，在校長曹云祥主持下，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籌備處鳴鑼開張。此前，因提倡白話文而暴得大名的胡適建議曹校長采用宋、元書院的導師制，并吸取外國大學研究生院以學術論文為專題研究法來辦研究院。曹校長深以為然，首先聘請由清華出身、美國哈佛大學學成歸國的一代名士、年僅32歲的吳宓（字雨僧）主持研究院籌備處事宜，并讓吳拿著自己簽發(fā)的聘書一一聘請。很快，在學界聲名顯赫的王國維、梁啟超與在國外的趙元任、陳寅恪相繼被聘為教授。——這就是當年令天下學界為之震動，被后世廣為流傳并影響深遠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教授”或“四大導師”。 當年任教于清華的吳宓清華校方為聘請“四大導師”來校任教，可謂不遺余力，其中一個被后世廣為稱道的鮮明特點是重視真才實學，不慕虛名，不輕信文憑。在“四大”之中，只有趙元任一人懷揣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證書，而王、梁、陳等三位均無博士、碩士頭銜，甚至連學士學位也未拿到。梁啟超的“文學博士”稱號，則是他到了清華國學院任教之后由美國耶魯大學贈予的。盡管頭上沒有金光閃閃的博士帽子，但三位卻學貫中西，思想、學問博大精深，堪稱當之無愧的學術大師。年輕的陳寅恪放洋十六載，于哈佛、柏林等美國、歐洲名校轉過一遍，終未能揣得一張博士文憑回來，完全是為求知而讀書。當年在哈佛大學讀書的中國學子，陳寅恪、吳宓、湯用彤等三人被譽為“哈佛三杰”，風頭強健，為同輩所矚目。而陳寅恪更是駿馬中的“赤兔”，其學問之廣博精深，已達出神入化之奇境。許多年后，對于陳寅恪的學問人品，吳宓曾不無感概地說道：“一九一九年一月底二月初，陳寅恪君由歐洲來到美國。先寓康橋Cambridge區(qū)之 Mt.Auburn街。由俞大維君介見。以后宓恒往訪，聆其談述。則寅恪不但學問淵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會之內幕。例如，于巴黎妓女及秘密賣淫之生活實況，又歐美男女遲婚、不得嫁之痛苦及流弊，述說至為詳切。……其歷年在中國文學、鳴學及詩之一道，所啟迪、指教宓者，更多不勝記也。”縱觀吳宓一生的為人為學與人格品行，此話當是處于真心仰慕之情而發(fā)之。 1937年抗戰(zhàn)前，陳寅恪與夫人女兒一家在清華園 至于這“四大教授”或“四大導師”的稱號最先由誰呼起，后來的研究者已難考證，據(jù)趙元任夫人楊步偉回憶：“‘四大教授’這個稱呼，不是我們自謅的，這實在是張仲述找元任時信上如此說，第一次見面也是如此說。而校長曹云祥開會時也是如此稱呼的。……其實正式名稱是‘四位導師’”[3 ]張仲述即當年與趙元任、胡適等人一同赴美留學的張彭春，屬于1910年清政府庚款第二批直接留美生；亦即南開大學創(chuàng)辦者張伯苓胞弟，時任清華學校教務長。趙元任到清華做教授，主要是張的舉薦，而陳寅恪則得意于吳宓與王、梁二位導師的薦舉。當年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就設在這座建筑物里楊步偉所說，是李濟進清華之前的事，當李氏入主國學院之后就成為五位導師了。 1896年6月2日生于湖北鐘祥縣的李濟,字濟之，4歲入書房從一個表叔開始念“盤古首出，天地初分”之類的古書。據(jù)李濟的學生、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說：“他那表叔，是一個老秀才，最喜歡打悶棍，所以他（李濟）現(xiàn)在雖說記不清楚得了他多少的教育的益處，卻記得那頭上發(fā)了幾次塊壘。”這些故事是當年李濟在臺灣大學教書時告訴張的，張聽后覺得很可笑，但又不否認是一種事實存在。1907年，李濟隨時為小京官的父親進入北京兩個著名中學之一——南城的五城中學（北師大附中前身）讀書，14歲考入清華學堂。關于這一人生轉折，用李濟后來的話說“等到清華招考的時候（也就是宣統(tǒng)二年），雖說有很多人不愿意送子弟進洋學堂，但也有一部分人送他們的子弟去考，而我就是一個，并且我僥幸的是考取了。所以，我進清華還是在前清的時候。進了清華半年，暑假以后就遇到了辛亥革命。雖說政治上起了變動，清華并未停課，秋天我仍然進了學校。” 到了1918年，即一個叫列寧的世界級政治人物領導俄國工人“一聲炮響”奪取政權之后，突然受到一個叫卡普蘭的女特務刺殺，差點丟了性命的那一年（見蘇聯(lián)電影《列寧在一九一八》）；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11月）的那一年。李濟結束了八年的清華學習生活，以官費生的身份，悄然無聲地去了西方屬于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美利堅合    

清華國學研究院共有幾位導師？昨天晚上，中央電視臺的周文福兄發(fā)來短信，大意是說他主持制作的清華百年特別節(jié)目“記憶大師”，將于4月23日，也就是本周星期六晚22點10分于央視10頻道播出，讓我觀看并提寶貴意見云云。記得三天前，文福兄就此事與我說過幾句，我問是拍的什么人物，周兄答：“是清華國學院的四大導師”。我說：“國學院有五位導師，要拍也要拍五位，不應該只拍四位扔掉一位，況且這最后一位還是考古學家李濟，而考古是有畫面可以出精彩鏡頭的。”周說：“大家流傳四大導師，就拍了四大，李濟沒有拍。”我只能表示遺憾。 在清華大學建校一百周年與“大師記憶”即將開播之際，我在此說幾句清華國學院的導師問題，以請列位方家指正?；蛟S這個話題，對研究清華校史有些補益。 清華園內荷塘月色匾牌按照通常流行的說法，清華國學研究院有“四大導師”。“四大”沒錯，但以為整個國學院的導師共四位那就錯了。清華國學院終其一生，稱為導師者共五位，除了王、梁、陳、趙“四大”，第五位就是“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 清華國學研究院師生合影，從左至右為：講師李濟教授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后為學生。時陳寅恪尚未到校。 1925年2月，在校長曹云祥主持下，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籌備處鳴鑼開張。此前，因提倡白話文而暴得大名的胡適建議曹校長采用宋、元書院的導師制，并吸取外國大學研究生院以學術論文為專題研究法來辦研究院。曹校長深以為然，首先聘請由清華出身、美國哈佛大學學成歸國的一代名士、年僅32歲的吳宓（字雨僧）主持研究院籌備處事宜，并讓吳拿著自己簽發(fā)的聘書一一聘請。很快，在學界聲名顯赫的王國維、梁啟超與在國外的趙元任、陳寅恪相繼被聘為教授。——這就是當年令天下學界為之震動，被后世廣為流傳并影響深遠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教授”或“四大導師”。 當年任教于清華的吳宓清華校方為聘請“四大導師”來校任教，可謂不遺余力，其中一個被后世廣為稱道的鮮明特點是重視真才實學，不慕虛名，不輕信文憑。在“四大”之中，只有趙元任一人懷揣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證書，而王、梁、陳等三位均無博士、碩士頭銜，甚至連學士學位也未拿到。梁啟超的“文學博士”稱號，則是他到了清華國學院任教之后由美國耶魯大學贈予的。盡管頭上沒有金光閃閃的博士帽子，但三位卻學貫中西，思想、學問博大精深，堪稱當之無愧的學術大師。年輕的陳寅恪放洋十六載，于哈佛、柏林等美國、歐洲名校轉過一遍，終未能揣得一張博士文憑回來，完全是為求知而讀書。當年在哈佛大學讀書的中國學子，陳寅恪、吳宓、湯用彤等三人被譽為“哈佛三杰”，風頭強健，為同輩所矚目。而陳寅恪更是駿馬中的“赤兔”，其學問之廣博精深，已達出神入化之奇境。許多年后，對于陳寅恪的學問人品，吳宓曾不無感概地說道：“一九一九年一月底二月初，陳寅恪君由歐洲來到美國。先寓康橋Cambridge區(qū)之 Mt.Auburn街。由俞大維君介見。以后宓恒往訪，聆其談述。則寅恪不但學問淵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會之內幕。例如，于巴黎妓女及秘密賣淫之生活實況，又歐美男女遲婚、不得嫁之痛苦及流弊，述說至為詳切。……其歷年在中國文學、鳴學及詩之一道，所啟迪、指教宓者，更多不勝記也。”縱觀吳宓一生的為人為學與人格品行，此話當是處于真心仰慕之情而發(fā)之。 1937年抗戰(zhàn)前，陳寅恪與夫人女兒一家在清華園 至于這“四大教授”或“四大導師”的稱號最先由誰呼起，后來的研究者已難考證，據(jù)趙元任夫人楊步偉回憶：“‘四大教授’這個稱呼，不是我們自謅的，這實在是張仲述找元任時信上如此說，第一次見面也是如此說。而校長曹云祥開會時也是如此稱呼的。……其實正式名稱是‘四位導師’”[3 ]張仲述即當年與趙元任、胡適等人一同赴美留學的張彭春，屬于1910年清政府庚款第二批直接留美生；亦即南開大學創(chuàng)辦者張伯苓胞弟，時任清華學校教務長。趙元任到清華做教授，主要是張的舉薦，而陳寅恪則得意于吳宓與王、梁二位導師的薦舉。當年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就設在這座建筑物里楊步偉所說，是李濟進清華之前的事，當李氏入主國學院之后就成為五位導師了。 1896年6月2日生于湖北鐘祥縣的李濟,字濟之，4歲入書房從一個表叔開始念“盤古首出，天地初分”之類的古書。據(jù)李濟的學生、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說：“他那表叔，是一個老秀才，最喜歡打悶棍，所以他（李濟）現(xiàn)在雖說記不清楚得了他多少的教育的益處，卻記得那頭上發(fā)了幾次塊壘。”這些故事是當年李濟在臺灣大學教書時告訴張的，張聽后覺得很可笑，但又不否認是一種事實存在。1907年，李濟隨時為小京官的父親進入北京兩個著名中學之一——南城的五城中學（北師大附中前身）讀書，14歲考入清華學堂。關于這一人生轉折，用李濟后來的話說“等到清華招考的時候（也就是宣統(tǒng)二年），雖說有很多人不愿意送子弟進洋學堂，但也有一部分人送他們的子弟去考，而我就是一個，并且我僥幸的是考取了。所以，我進清華還是在前清的時候。進了清華半年，暑假以后就遇到了辛亥革命。雖說政治上起了變動，清華并未停課，秋天我仍然進了學校。” 到了1918年，即一個叫列寧的世界級政治人物領導俄國工人“一聲炮響”奪取政權之后，突然受到一個叫卡普蘭的女特務刺殺，差點丟了性命的那一年（見蘇聯(lián)電影《列寧在一九一八》）；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11月）的那一年。李濟結束了八年的清華學習生活，以官費生的身份，悄然無聲地去了西方屬于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美利堅合

清華園內荷塘月色匾牌

    清華國學研究院共有幾位導師？ 昨天晚上，中央電視臺的周文福兄發(fā)來短信，大意是說他主持制作的清華百年特別節(jié)目“記憶大師”，將于4月23日，也就是本周星期六晚22點10分于央視10頻道播出，讓我觀看并提寶貴意見云云。 記得三天前，文福兄就此事與我說過幾句，我問是拍的什么人物，周兄答：“是清華國學院的四大導師”。我說：“國學院有五位導師，要拍也要拍五位，不應該只拍四位扔掉一位，況且這最后一位還是考古學家李濟，而考古是有畫面可以出精彩鏡頭的。”周說：“大家流傳四大導師，就拍了四大，李濟沒有拍。”我只能表示遺憾。 在清華大學建校一百周年與“大師記憶”即將開播之際，我在此說幾句清華國學院的導師問題，以請列位方家指正。或許這個話題，對研究清華校史有些補益。 清華園內荷塘月色匾牌按照通常流行的說法，清華國學研究院有“四大導師”。“四大”沒錯，但以為整個國學院的導師共四位那就錯了。清華國學院終其一生，稱為導師者共五位，除了王、梁、陳、趙“四大”，第五位就是“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 清華國學研究院師生合影，從左至右為：講師李濟教授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后為學生。時陳寅恪尚未到校。 1925年2月，在校長曹云祥主持下，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籌備處鳴鑼開張。此前，因提倡白話文而暴得大名的胡適建議曹校長采用宋、元書院的導師制，并吸取外國大學研究生院以學術論文為專題研究法來辦研究院。曹校長深以為然，首先聘請由清華出身、美國哈佛大學學成歸國的一代名士、年僅32歲的吳宓（字雨僧）主持研究院籌備處事宜，并讓吳拿著自己簽發(fā)的聘書一一聘請。很快，在學界聲名顯赫的王國維、梁啟超與在國外的趙元任、陳寅恪相繼被聘為教授。——這就是當年令天下學界為之震動，被后世廣為流傳并影響深遠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教授”或“四大導師”。 當年任教于清華的吳宓清華校方為聘請“四大導師”來校任教，可謂不遺余力，其中一個被后世廣為稱道的鮮明特點是重視真才實學，不慕虛名，不輕信文憑。在“四大”之中，只有趙元任一人懷揣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證書，而王、梁、陳等三位均無博士、碩士頭銜，甚至連學士學位也未拿到。梁啟超的“文學博士”稱號，則是他到了清華國學院任教之后由美國耶魯大學贈予的。盡管頭上沒有金光閃閃的博士帽子，但三位卻學貫中西，思想、學問博大精深，堪稱當之無愧的學術大師。年輕的陳寅恪放洋十六載，于哈佛、柏林等美國、歐洲名校轉過一遍，終未能揣得一張博士文憑回來，完全是為求知而讀書。當年在哈佛大學讀書的中國學子，陳寅恪、吳宓、湯用彤等三人被譽為“哈佛三杰”，風頭強健，為同輩所矚目。而陳寅恪更是駿馬中的“赤兔”，其學問之廣博精深，已達出神入化之奇境。許多年后，對于陳寅恪的學問人品，吳宓曾不無感概地說道：“一九一九年一月底二月初，陳寅恪君由歐洲來到美國。先寓康橋Cambridge區(qū)之 Mt.Auburn街。由俞大維君介見。以后宓恒往訪，聆其談述。則寅恪不但學問淵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會之內幕。例如，于巴黎妓女及秘密賣淫之生活實況，又歐美男女遲婚、不得嫁之痛苦及流弊，述說至為詳切。……其歷年在中國文學、鳴學及詩之一道，所啟迪、指教宓者，更多不勝記也。”縱觀吳宓一生的為人為學與人格品行，此話當是處于真心仰慕之情而發(fā)之。 1937年抗戰(zhàn)前，陳寅恪與夫人女兒一家在清華園 至于這“四大教授”或“四大導師”的稱號最先由誰呼起，后來的研究者已難考證，據(jù)趙元任夫人楊步偉回憶：“‘四大教授’這個稱呼，不是我們自謅的，這實在是張仲述找元任時信上如此說，第一次見面也是如此說。而校長曹云祥開會時也是如此稱呼的。……其實正式名稱是‘四位導師’”[3 ]張仲述即當年與趙元任、胡適等人一同赴美留學的張彭春，屬于1910年清政府庚款第二批直接留美生；亦即南開大學創(chuàng)辦者張伯苓胞弟，時任清華學校教務長。趙元任到清華做教授，主要是張的舉薦，而陳寅恪則得意于吳宓與王、梁二位導師的薦舉。當年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就設在這座建筑物里楊步偉所說，是李濟進清華之前的事，當李氏入主國學院之后就成為五位導師了。 1896年6月2日生于湖北鐘祥縣的李濟,字濟之，4歲入書房從一個表叔開始念“盤古首出，天地初分”之類的古書。據(jù)李濟的學生、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說：“他那表叔，是一個老秀才，最喜歡打悶棍，所以他（李濟）現(xiàn)在雖說記不清楚得了他多少的教育的益處，卻記得那頭上發(fā)了幾次塊壘。”這些故事是當年李濟在臺灣大學教書時告訴張的，張聽后覺得很可笑，但又不否認是一種事實存在。1907年，李濟隨時為小京官的父親進入北京兩個著名中學之一——南城的五城中學（北師大附中前身）讀書，14歲考入清華學堂。關于這一人生轉折，用李濟后來的話說“等到清華招考的時候（也就是宣統(tǒng)二年），雖說有很多人不愿意送子弟進洋學堂，但也有一部分人送他們的子弟去考，而我就是一個，并且我僥幸的是考取了。所以，我進清華還是在前清的時候。進了清華半年，暑假以后就遇到了辛亥革命。雖說政治上起了變動，清華并未停課，秋天我仍然進了學校。” 到了1918年，即一個叫列寧的世界級政治人物領導俄國工人“一聲炮響”奪取政權之后，突然受到一個叫卡普蘭的女特務刺殺，差點丟了性命的那一年（見蘇聯(lián)電影《列寧在一九一八》）；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11月）的那一年。李濟結束了八年的清華學習生活，以官費生的身份，悄然無聲地去了西方屬于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美利堅合  按照通常流行的說法，清華國學研究院有“四大導師”。“四大”沒錯，但以為整個國學院的導師共四位那就錯了。清華國學院終其一生，稱為導師者共五位，除了王、梁、陳、趙“四大”，第五位就是“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

眾國，開始“放洋”生涯。1923年，李濟凝聚了三年心血的《中國民族之形成：一個人類學的研究》（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 Anthropologicallnquiry）完成。此著根據(jù)111個現(xiàn)代中國人的體質特質，從春秋到明末建筑城池的發(fā)展，十大姓氏的起源與分布，南北方民族融合的情況，綜合出中國民族的五種重要成分，堪稱對中國民族的科學研究的開山之作。其所應用的方法和材料，一直作為研究中國社會史的學者共同效仿的標桿而經久不衰。也就是這部著作的問民，使年僅27歲的李濟榮獲得哈佛大學哲學（人類學）博士學位，并成為第一位中國人獲此殊榮者。 榮得博士學位的李濟旋即收拾行裝，告別了風景秀麗的查爾斯河畔與浸潤著自己三年青春汗水的哈佛校園，踏上了歸國的途程。未久，受聘到天津南開大學任教。1924年，美國華盛頓史密森研究院佛利爾藝術館（The Freer Gallery of Att），派畢士博（C.W.Bishop）率領一個代表團來中國進行考古發(fā)掘和研究，鑒于李濟在學術界日漸興隆的名聲及他在中國近現(xiàn)代考古學史上所作的最早貢獻，畢士博由北京的團部寫信至天津南開大學邀請李濟加入他們在北京的考古工作隊。1925年初，李濟辭卻南開大學教職，加入畢士博等人的行列，從而開創(chuàng)了“既維護主權，又公平合作”，利用外資搞科研的先河，為后來著名的“殷墟第二、三次發(fā)掘的資金問題的解決”（李濟語）打下了基礎。 就在李濟加入畢士博考古工作隊不久，清華國學研究院也鳴鑼開張，作為清華大學籌備處顧問的丁文江，意識到清華未來的光輝前景，建議李濟去研究院一邊任教一邊做研究工作，并把情況介紹給老朋友梁啟超，二人共同出面向清華校長曹云祥推薦，曹一聽李濟的經歷和名聲，立即決定聘請。于是，時年29歲的李濟，以講師的身份出任國學研究院導師。　1925年 6月15日，清華校長曹云祥正式宣布研究院教職員名單： 教授：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 講師：李濟。 助教：陸維釗（同年9月辭職，由趙萬里接任）、梁廷燦、章明煌。 主任：吳宓。 事務員：衛(wèi)士生。 助理員：周光午。 如此精簡干練的教職員陣營，頗為校內外同人稱贊，向以木納寡言的王國維更感欣喜，聲稱正合他早年關于治校之論述：“一校之中實行教授之人多，而名為管理之人少，則一校之成績必可觀矣！”可惜的是，王氏此言，在日后的清華與全國教育界被視為歪理邪說而被無情地拋之于九霄云外了。 有一名曰陳丹青者，于2001年弄了一幅油畫，叫做《國學研究院》，號稱拍賣了幾千萬元。這個東西，大概是想表現(xiàn)上述這段清華研究院生活的。很不幸的事實是，當陳寅恪到國學研究院任教的時候，吳宓早已離開了研究院。也就是說，吳宓與陳寅恪從沒有在研究院共過事。空出的主任一職，先由曹校長，后改為教務長梅貽琦兼理。不知此畫中的五個人物，表達的是什么時間，何種場面？向世人傳達什么信息？要說吳宓沒事的時候，到老根據(jù)地——研究院探親訪友，似是成立的。若想表達吳與“四大導師”一起共事的生活，則不能成立。 號稱“史上最牛的畢業(yè)證書”。這張證書從另一個側面為清華研究院共有五位導師提供了“鐵證”。 從清華國學院整個聘任過程中可以看到，由于當時中國學術界人數(shù)，特別是有名望的“海龜”尚不可多得，學者間的相互推薦和學者出身的校方負責人之認同，在此發(fā)揮了交疊的作用。就整個導師隊伍論，此時的李濟雖有大師的身價，并且是研究院的五位導師之一，但后世士林卻沒有把他與王、梁、陳、趙“四大導師”并列而成為“五大”，究其原因，表面上看是他沒有前“四大”的教授頭銜，其實內中還有更多復雜的原因與詳情，而這些詳情隨著歲月的流逝逐漸模糊淡遠，遂成為后來剪不斷，理還亂的一段歷史公案。 關于李濟沒有成為“五大”的說法，一種是，由于李濟當時正和美國費利爾藝術館合作組織考古發(fā)掘事宜，在時間分配上，考古發(fā)掘占相當比重，因而大部分薪水由美方撥發(fā)，每月300元，清華每月發(fā)100元，二者合在一起，正好和梁、王、陳、趙“四大”的教授薪水持平。[16] 因清華支付的100元并不是教授的薪水，故只能給個特別講師的帽子戴在頭上。想不到這“教授”與“講師”兩頂帽子的不同，造成了儒林士子多年的疑惑與不解。 另一種說法是，當丁、梁二人向曹云祥推薦李濟時，曹一開始欲聘李為研究院專職教授，與前四人所戴的帽子等同，搞出個“五大導師”，即當年西蜀霸主劉備手下“五虎上將”的陣營，以威天下。當研究院籌備處主任吳宓奉命與李濟接洽后，發(fā)現(xiàn)情況并不如曹校長所想的那樣簡單，對田野考古發(fā)掘工作特別傾心的李濟，因此前與畢士博已經簽約，不太愿意完全放棄在費利爾藝術館考古隊的工作，但又不忍舍其回母校效勞的機會，是否到清華做全職教授猶豫不抉，他向吳宓提出的公開理由是，怕不能“常年住院，任教授與指導之事”。此兩難情形由吳宓稟報曹云祥，經過曹、梁、吳、丁等人共同商談，認為李濟雖然年輕，但畢竟是中國第一位攻讀人類學的“海龜”，其學術前景不可限量，決定采取讓李濟一擔挑的方式兩頭兼顧，聘為特別講師。丁文江更是不遺余力地對李勸說，認為清華研究院的工作性質與南開畢竟不同，在南開是純粹的教書，而在清華則以研究為主，所帶學生不過幾人而已，謂李“不要放棄作第一手科學研究的機會”云云。李濟聽了丁的勸導，遂欣然就聘。此情形在《清華周刊》第345期“新聞”欄曾有披露，文曰：“26日，李先生來校

             清華國學研究院師生合影，從左至右為：講師李濟/教授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

，與吳宓博士晤談。聞校中擬請其任教授，惟恐有礙Bishop（畢博士）先生方面之考古事業(yè)，則李先生暫任講師云云”。另吳宓在日記中也有如下記述：“下午二時，李濟如約來，愿就聘。以特別講師為宜。” 據(jù)清華國學研究院院史研究專家孫敦恒稱，這一聘法是按當時清華學校的有關規(guī)章制度辦事的，如此聘任者并非李氏一人，稍后與李濟一同去山西進行考古發(fā)掘的袁復禮，因先任職于地質調查所，來清華講課，被聘為清華新制大學部地質學講師。再后，著名學者梁漱溟、馬衡被聘為清華國學研究院講師，也是因為二人都是北大的在職教授。另一個更典型的例子是，趙元任此時已是正式入圍“四大”之一的教授，但自1929年他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擔任研究員，并兼任語言組主任后，再來清華授課，其頭上頂?shù)囊彩侵形南抵v師銜的帽子。據(jù)清華檔案館所藏《研究院紀事》稱，1927年6月，清華學校評議會在討論李濟函詢其下年度待遇問題時，議決：“如畢士博方面仍續(xù)約，則本校繼續(xù)聘李濟為研究院講師；如畢士博方面不續(xù)約，則本校聘李濟為大學部教授。結果畢士博繼續(xù)聘李濟與之一同進行考古發(fā)掘，李濟下年度仍任研究院講師。” 關于這段公案，李濟之子李光謨后來有一補充推斷：“可能李濟教的是人類學、考古學，不被人們視為‘國學’，登不上大雅之堂；再則——這一點或許最關緊要，李濟受聘入國學院時，年齡尚不足二十九歲，太不夠‘大師’的身價了。當時的助教和第一、二兩屆研究生里，比李濟年長好幾歲的也不乏其人。盡管如此，他確是貨真價實的導師，也是第一位以特約講師身份任研究生導師的，這是有官方文件為證的。對此，季羨林教授在1992年主持紀念趙元任先生百歲誕辰的座談會的發(fā)言中明確提到，成立時的導師應是五位，其中李濟之先生當時的職稱是講師，但他屬于五位導師之一。”李光謨在分析了幾乎與孫敦恒所述清華的聘任制度之后，又說“看來，清華國學研究院終其‘一生’（四年之久），也僅僅在第一批導師中有四位是教授銜的，稱他們?yōu)?span lang=EN-US>‘四大’，也的確是實至名歸。” 或許，這便是李濟沒有被后世譽為“五大”之一，而只稱“五位”之一的緣由吧。 當然，那時的李濟并不知道日后會為“幾大”與“幾位”問題，產生如此繁亂的糾葛與爭論，他只是帶著自己的興趣與志向滿懷激情地走進了清華園去實現(xiàn)他的理想。從當年清華的“官方文件”上看，李濟以大師的身價、講師的頭銜做了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導師之后，擔任的課程先后有普通人類學、人體測量學、古器物學、考古學等，其間還主持了一個考古學陳列室并兼任歷史系教授。令人稍感遺憾的是，他在清華國學院任教期間，重點指導的研究生只有一個半。一個是后來龍山文化和南詔文化的發(fā)現(xiàn)者、著名考古學家吳金鼎，另半個是徐中舒（徐為第一屆研究生，主要從王國維研讀古文字學與殷周民族史，故在李濟的名下只能算半個。本文部分內容引自《南渡北歸》岳南著）。附件： （點擊圖片開始閱讀） 《南渡北歸2：北歸》：當當網購買地址 卓越網購買地址《南渡北歸1：南渡》：當當網購買地址卓越網購買地址 《南渡北歸》第三部〈離別〉，卓越網今日開始預售點擊——http:t.cnhdGyXz

后為學生。時陳寅恪尚未到校。

      清華國學研究院共有幾位導師？ 昨天晚上，中央電視臺的周文福兄發(fā)來短信，大意是說他主持制作的清華百年特別節(jié)目“記憶大師”，將于4月23日，也就是本周星期六晚22點10分于央視10頻道播出，讓我觀看并提寶貴意見云云。記得三天前，文福兄就此事與我說過幾句，我問是拍的什么人物，周兄答：“是清華國學院的四大導師”。我說：“國學院有五位導師，要拍也要拍五位，不應該只拍四位扔掉一位，況且這最后一位還是考古學家李濟，而考古是有畫面可以出精彩鏡頭的。”周說：“大家流傳四大導師，就拍了四大，李濟沒有拍。”我只能表示遺憾。 在清華大學建校一百周年與“大師記憶”即將開播之際，我在此說幾句清華國學院的導師問題，以請列位方家指正?；蛟S這個話題，對研究清華校史有些補益。 清華園內荷塘月色匾牌按照通常流行的說法，清華國學研究院有“四大導師”。“四大”沒錯，但以為整個國學院的導師共四位那就錯了。清華國學院終其一生，稱為導師者共五位，除了王、梁、陳、趙“四大”，第五位就是“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 清華國學研究院師生合影，從左至右為：講師李濟教授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后為學生。時陳寅恪尚未到校。 1925年2月，在校長曹云祥主持下，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籌備處鳴鑼開張。此前，因提倡白話文而暴得大名的胡適建議曹校長采用宋、元書院的導師制，并吸取外國大學研究生院以學術論文為專題研究法來辦研究院。曹校長深以為然，首先聘請由清華出身、美國哈佛大學學成歸國的一代名士、年僅32歲的吳宓（字雨僧）主持研究院籌備處事宜，并讓吳拿著自己簽發(fā)的聘書一一聘請。很快，在學界聲名顯赫的王國維、梁啟超與在國外的趙元任、陳寅恪相繼被聘為教授。——這就是當年令天下學界為之震動，被后世廣為流傳并影響深遠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教授”或“四大導師”。 當年任教于清華的吳宓清華校方為聘請“四大導師”來校任教，可謂不遺余力，其中一個被后世廣為稱道的鮮明特點是重視真才實學，不慕虛名，不輕信文憑。在“四大”之中，只有趙元任一人懷揣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證書，而王、梁、陳等三位均無博士、碩士頭銜，甚至連學士學位也未拿到。梁啟超的“文學博士”稱號，則是他到了清華國學院任教之后由美國耶魯大學贈予的。盡管頭上沒有金光閃閃的博士帽子，但三位卻學貫中西，思想、學問博大精深，堪稱當之無愧的學術大師。年輕的陳寅恪放洋十六載，于哈佛、柏林等美國、歐洲名校轉過一遍，終未能揣得一張博士文憑回來，完全是為求知而讀書。當年在哈佛大學讀書的中國學子，陳寅恪、吳宓、湯用彤等三人被譽為“哈佛三杰”，風頭強健，為同輩所矚目。而陳寅恪更是駿馬中的“赤兔”，其學問之廣博精深，已達出神入化之奇境。許多年后，對于陳寅恪的學問人品，吳宓曾不無感概地說道：“一九一九年一月底二月初，陳寅恪君由歐洲來到美國。先寓康橋Cambridge區(qū)之 Mt.Auburn街。由俞大維君介見。以后宓恒往訪，聆其談述。則寅恪不但學問淵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會之內幕。例如，于巴黎妓女及秘密賣淫之生活實況，又歐美男女遲婚、不得嫁之痛苦及流弊，述說至為詳切。……其歷年在中國文學、鳴學及詩之一道，所啟迪、指教宓者，更多不勝記也。”縱觀吳宓一生的為人為學與人格品行，此話當是處于真心仰慕之情而發(fā)之。 1937年抗戰(zhàn)前，陳寅恪與夫人女兒一家在清華園 至于這“四大教授”或“四大導師”的稱號最先由誰呼起，后來的研究者已難考證，據(jù)趙元任夫人楊步偉回憶：“‘四大教授’這個稱呼，不是我們自謅的，這實在是張仲述找元任時信上如此說，第一次見面也是如此說。而校長曹云祥開會時也是如此稱呼的。……其實正式名稱是‘四位導師’”[3 ]張仲述即當年與趙元任、胡適等人一同赴美留學的張彭春，屬于1910年清政府庚款第二批直接留美生；亦即南開大學創(chuàng)辦者張伯苓胞弟，時任清華學校教務長。趙元任到清華做教授，主要是張的舉薦，而陳寅恪則得意于吳宓與王、梁二位導師的薦舉。當年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就設在這座建筑物里楊步偉所說，是李濟進清華之前的事，當李氏入主國學院之后就成為五位導師了。 1896年6月2日生于湖北鐘祥縣的李濟,字濟之，4歲入書房從一個表叔開始念“盤古首出，天地初分”之類的古書。據(jù)李濟的學生、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說：“他那表叔，是一個老秀才，最喜歡打悶棍，所以他（李濟）現(xiàn)在雖說記不清楚得了他多少的教育的益處，卻記得那頭上發(fā)了幾次塊壘。”這些故事是當年李濟在臺灣大學教書時告訴張的，張聽后覺得很可笑，但又不否認是一種事實存在。1907年，李濟隨時為小京官的父親進入北京兩個著名中學之一——南城的五城中學（北師大附中前身）讀書，14歲考入清華學堂。關于這一人生轉折，用李濟后來的話說“等到清華招考的時候（也就是宣統(tǒng)二年），雖說有很多人不愿意送子弟進洋學堂，但也有一部分人送他們的子弟去考，而我就是一個，并且我僥幸的是考取了。所以，我進清華還是在前清的時候。進了清華半年，暑假以后就遇到了辛亥革命。雖說政治上起了變動，清華并未停課，秋天我仍然進了學校。” 到了1918年，即一個叫列寧的世界級政治人物領導俄國工人“一聲炮響”奪取政權之后，突然受到一個叫卡普蘭的女特務刺殺，差點丟了性命的那一年（見蘇聯(lián)電影《列寧在一九一八》）；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11月）的那一年。李濟結束了八年的清華學習生活，以官費生的身份，悄然無聲地去了西方屬于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美利堅合1925年2月，在校長曹云祥主持下，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籌備處鳴鑼開張。此前，因提倡白話文而暴得大名的胡適建議曹校長采用宋、元書院的導師制，并吸取外國大學研究生院以學術論文為專題研究法來辦研究院。曹校長深以為然，首先聘請由清華出身、美國哈佛大學學成歸國的一代名士、年僅32歲的吳宓（字雨僧）主持研究院籌備處事宜，并讓吳拿著自己簽發(fā)的聘書一一聘請。很快，在學界聲名顯赫的王國維、梁啟超與在國外的趙元任、陳寅恪相繼被聘為教授。——這就是當年令天下學界為之震動，被后世廣為流傳并影響深遠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教授”或“四大導師”。

清華校方為聘請“四大導師”來校任教，可謂不遺余力，其中一個被后世廣為稱道的鮮明特點是重視真才實學，不慕虛名，不輕信文憑。在“四大”之中，只有趙元任一人懷揣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證書，而王、梁、陳等三位均無博士、碩士頭銜，甚至連學士學位也未拿到。梁啟超的“文學博士”稱號，則是他到了清華國學院任教之后由美國耶魯大學贈予的。盡管頭上沒有金光閃閃的博士帽子，但三位卻學貫中西，思想、學問博大精深，堪稱當之無愧的學術大師。年輕的陳寅恪放洋十六載，于哈佛、柏林等美國、歐洲名校轉過一遍，終未能揣得一張博士文憑回來，完全是為求知而讀書。當年在哈佛大學讀書的中國學子，陳寅恪、吳宓、湯用彤等三人被譽為“哈佛三杰”，風頭強健，為同輩所矚目。而陳寅恪更是駿馬中的“赤兔”，其學問之廣博精深，已達出神入化之奇境。許多年后，對于陳寅恪的學問人品，吳宓曾不無感概地說道：“一九一九年一月底二月初，陳寅恪君由歐洲來到美國。先寓康橋Cambridge區(qū)之   Mt.Auburn街。由俞大維君介見。以后宓恒往訪，聆其談述。則寅恪不但學問淵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會之內幕。例如，于巴黎妓女及秘密賣淫之生活實況，又歐美男女遲婚、不得嫁之痛苦及流弊，述說至為詳切。……其歷年在中國文學、鳴學及詩之一道，所啟迪、指教宓者，更多不勝記也。”縱觀吳宓一生的為人為學與人格品行，此話當是處于真心仰慕之情而發(fā)之。

至于這“四大教授”或“四大導師”的稱號最先由誰呼起，后來的研究者已難考證，據(jù)趙元任夫人楊步偉回憶：“‘四大教授’這個稱呼，不是我們自謅的，這實在是張仲述找元任時信上如此說，第一次見面也是如此說。而校長曹云祥開會時也是如此稱呼的。……其實正式名稱是‘四位導師’”[3 ]張仲述即當年與趙元任、胡適等人一同赴美留學的張彭春，屬于1910年清政府庚款第二批直接留美生；亦即南開大學創(chuàng)辦者張伯苓胞弟，時任清華學校教務長。趙元任到清華做教授，主要是張的舉薦，而陳寅恪則得意于吳宓與王、梁二位導師的薦舉。清華國學研究院共有幾位導師？ 昨天晚上，中央電視臺的周文福兄發(fā)來短信，大意是說他主持制作的清華百年特別節(jié)目“記憶大師”，將于4月23日，也就是本周星期六晚22點10分于央視10頻道播出，讓我觀看并提寶貴意見云云。 記得三天前，文福兄就此事與我說過幾句，我問是拍的什么人物，周兄答：“是清華國學院的四大導師”。我說：“國學院有五位導師，要拍也要拍五位，不應該只拍四位扔掉一位，況且這最后一位還是考古學家李濟，而考古是有畫面可以出精彩鏡頭的。”周說：“大家流傳四大導師，就拍了四大，李濟沒有拍。”我只能表示遺憾。 在清華大學建校一百周年與“大師記憶”即將開播之際，我在此說幾句清華國學院的導師問題，以請列位方家指正?；蛟S這個話題，對研究清華校史有些補益。 清華園內荷塘月色匾牌按照通常流行的說法，清華國學研究院有“四大導師”。“四大”沒錯，但以為整個國學院的導師共四位那就錯了。清華國學院終其一生，稱為導師者共五位，除了王、梁、陳、趙“四大”，第五位就是“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 清華國學研究院師生合影，從左至右為：講師李濟教授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后為學生。時陳寅恪尚未到校。 1925年2月，在校長曹云祥主持下，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籌備處鳴鑼開張。此前，因提倡白話文而暴得大名的胡適建議曹校長采用宋、元書院的導師制，并吸取外國大學研究生院以學術論文為專題研究法來辦研究院。曹校長深以為然，首先聘請由清華出身、美國哈佛大學學成歸國的一代名士、年僅32歲的吳宓（字雨僧）主持研究院籌備處事宜，并讓吳拿著自己簽發(fā)的聘書一一聘請。很快，在學界聲名顯赫的王國維、梁啟超與在國外的趙元任、陳寅恪相繼被聘為教授。——這就是當年令天下學界為之震動，被后世廣為流傳并影響深遠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教授”或“四大導師”。 當年任教于清華的吳宓清華校方為聘請“四大導師”來校任教，可謂不遺余力，其中一個被后世廣為稱道的鮮明特點是重視真才實學，不慕虛名，不輕信文憑。在“四大”之中，只有趙元任一人懷揣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證書，而王、梁、陳等三位均無博士、碩士頭銜，甚至連學士學位也未拿到。梁啟超的“文學博士”稱號，則是他到了清華國學院任教之后由美國耶魯大學贈予的。盡管頭上沒有金光閃閃的博士帽子，但三位卻學貫中西，思想、學問博大精深，堪稱當之無愧的學術大師。年輕的陳寅恪放洋十六載，于哈佛、柏林等美國、歐洲名校轉過一遍，終未能揣得一張博士文憑回來，完全是為求知而讀書。當年在哈佛大學讀書的中國學子，陳寅恪、吳宓、湯用彤等三人被譽為“哈佛三杰”，風頭強健，為同輩所矚目。而陳寅恪更是駿馬中的“赤兔”，其學問之廣博精深，已達出神入化之奇境。許多年后，對于陳寅恪的學問人品，吳宓曾不無感概地說道：“一九一九年一月底二月初，陳寅恪君由歐洲來到美國。先寓康橋Cambridge區(qū)之 Mt.Auburn街。由俞大維君介見。以后宓恒往訪，聆其談述。則寅恪不但學問淵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會之內幕。例如，于巴黎妓女及秘密賣淫之生活實況，又歐美男女遲婚、不得嫁之痛苦及流弊，述說至為詳切。……其歷年在中國文學、鳴學及詩之一道，所啟迪、指教宓者，更多不勝記也。”縱觀吳宓一生的為人為學與人格品行，此話當是處于真心仰慕之情而發(fā)之。 1937年抗戰(zhàn)前，陳寅恪與夫人女兒一家在清華園 至于這“四大教授”或“四大導師”的稱號最先由誰呼起，后來的研究者已難考證，據(jù)趙元任夫人楊步偉回憶：“‘四大教授’這個稱呼，不是我們自謅的，這實在是張仲述找元任時信上如此說，第一次見面也是如此說。而校長曹云祥開會時也是如此稱呼的。……其實正式名稱是‘四位導師’”[3 ]張仲述即當年與趙元任、胡適等人一同赴美留學的張彭春，屬于1910年清政府庚款第二批直接留美生；亦即南開大學創(chuàng)辦者張伯苓胞弟，時任清華學校教務長。趙元任到清華做教授，主要是張的舉薦，而陳寅恪則得意于吳宓與王、梁二位導師的薦舉。當年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就設在這座建筑物里楊步偉所說，是李濟進清華之前的事，當李氏入主國學院之后就成為五位導師了。 1896年6月2日生于湖北鐘祥縣的李濟,字濟之，4歲入書房從一個表叔開始念“盤古首出，天地初分”之類的古書。據(jù)李濟的學生、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說：“他那表叔，是一個老秀才，最喜歡打悶棍，所以他（李濟）現(xiàn)在雖說記不清楚得了他多少的教育的益處，卻記得那頭上發(fā)了幾次塊壘。”這些故事是當年李濟在臺灣大學教書時告訴張的，張聽后覺得很可笑，但又不否認是一種事實存在。1907年，李濟隨時為小京官的父親進入北京兩個著名中學之一——南城的五城中學（北師大附中前身）讀書，14歲考入清華學堂。關于這一人生轉折，用李濟后來的話說“等到清華招考的時候（也就是宣統(tǒng)二年），雖說有很多人不愿意送子弟進洋學堂，但也有一部分人送他們的子弟去考，而我就是一個，并且我僥幸的是考取了。所以，我進清華還是在前清的時候。進了清華半年，暑假以后就遇到了辛亥革命。雖說政治上起了變動，清華并未停課，秋天我仍然進了學校。” 到了1918年，即一個叫列寧的世界級政治人物領導俄國工人“一聲炮響”奪取政權之后，突然受到一個叫卡普蘭的女特務刺殺，差點丟了性命的那一年（見蘇聯(lián)電影《列寧在一九一八》）；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11月）的那一年。李濟結束了八年的清華學習生活，以官費生的身份，悄然無聲地去了西方屬于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美利堅合

清華國學研究院共有幾位導師？ 昨天晚上，中央電視臺的周文福兄發(fā)來短信，大意是說他主持制作的清華百年特別節(jié)目“記憶大師”，將于4月23日，也就是本周星期六晚22點10分于央視10頻道播出，讓我觀看并提寶貴意見云云。 記得三天前，文福兄就此事與我說過幾句，我問是拍的什么人物，周兄答：“是清華國學院的四大導師”。我說：“國學院有五位導師，要拍也要拍五位，不應該只拍四位扔掉一位，況且這最后一位還是考古學家李濟，而考古是有畫面可以出精彩鏡頭的。”周說：“大家流傳四大導師，就拍了四大，李濟沒有拍。”我只能表示遺憾。 在清華大學建校一百周年與“大師記憶”即將開播之際，我在此說幾句清華國學院的導師問題，以請列位方家指正?；蛟S這個話題，對研究清華校史有些補益。 清華園內荷塘月色匾牌按照通常流行的說法，清華國學研究院有“四大導師”。“四大”沒錯，但以為整個國學院的導師共四位那就錯了。清華國學院終其一生，稱為導師者共五位，除了王、梁、陳、趙“四大”，第五位就是“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 清華國學研究院師生合影，從左至右為：講師李濟教授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后為學生。時陳寅恪尚未到校。 1925年2月，在校長曹云祥主持下，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籌備處鳴鑼開張。此前，因提倡白話文而暴得大名的胡適建議曹校長采用宋、元書院的導師制，并吸取外國大學研究生院以學術論文為專題研究法來辦研究院。曹校長深以為然，首先聘請由清華出身、美國哈佛大學學成歸國的一代名士、年僅32歲的吳宓（字雨僧）主持研究院籌備處事宜，并讓吳拿著自己簽發(fā)的聘書一一聘請。很快，在學界聲名顯赫的王國維、梁啟超與在國外的趙元任、陳寅恪相繼被聘為教授。——這就是當年令天下學界為之震動，被后世廣為流傳并影響深遠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教授”或“四大導師”。 當年任教于清華的吳宓清華校方為聘請“四大導師”來校任教，可謂不遺余力，其中一個被后世廣為稱道的鮮明特點是重視真才實學，不慕虛名，不輕信文憑。在“四大”之中，只有趙元任一人懷揣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證書，而王、梁、陳等三位均無博士、碩士頭銜，甚至連學士學位也未拿到。梁啟超的“文學博士”稱號，則是他到了清華國學院任教之后由美國耶魯大學贈予的。盡管頭上沒有金光閃閃的博士帽子，但三位卻學貫中西，思想、學問博大精深，堪稱當之無愧的學術大師。年輕的陳寅恪放洋十六載，于哈佛、柏林等美國、歐洲名校轉過一遍，終未能揣得一張博士文憑回來，完全是為求知而讀書。當年在哈佛大學讀書的中國學子，陳寅恪、吳宓、湯用彤等三人被譽為“哈佛三杰”，風頭強健，為同輩所矚目。而陳寅恪更是駿馬中的“赤兔”，其學問之廣博精深，已達出神入化之奇境。許多年后，對于陳寅恪的學問人品，吳宓曾不無感概地說道：“一九一九年一月底二月初，陳寅恪君由歐洲來到美國。先寓康橋Cambridge區(qū)之 Mt.Auburn街。由俞大維君介見。以后宓恒往訪，聆其談述。則寅恪不但學問淵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會之內幕。例如，于巴黎妓女及秘密賣淫之生活實況，又歐美男女遲婚、不得嫁之痛苦及流弊，述說至為詳切。……其歷年在中國文學、鳴學及詩之一道，所啟迪、指教宓者，更多不勝記也。”縱觀吳宓一生的為人為學與人格品行，此話當是處于真心仰慕之情而發(fā)之。 1937年抗戰(zhàn)前，陳寅恪與夫人女兒一家在清華園 至于這“四大教授”或“四大導師”的稱號最先由誰呼起，后來的研究者已難考證，據(jù)趙元任夫人楊步偉回憶：“‘四大教授’這個稱呼，不是我們自謅的，這實在是張仲述找元任時信上如此說，第一次見面也是如此說。而校長曹云祥開會時也是如此稱呼的。……其實正式名稱是‘四位導師’”[3 ]張仲述即當年與趙元任、胡適等人一同赴美留學的張彭春，屬于1910年清政府庚款第二批直接留美生；亦即南開大學創(chuàng)辦者張伯苓胞弟，時任清華學校教務長。趙元任到清華做教授，主要是張的舉薦，而陳寅恪則得意于吳宓與王、梁二位導師的薦舉。當年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就設在這座建筑物里楊步偉所說，是李濟進清華之前的事，當李氏入主國學院之后就成為五位導師了。 1896年6月2日生于湖北鐘祥縣的李濟,字濟之，4歲入書房從一個表叔開始念“盤古首出，天地初分”之類的古書。據(jù)李濟的學生、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說：“他那表叔，是一個老秀才，最喜歡打悶棍，所以他（李濟）現(xiàn)在雖說記不清楚得了他多少的教育的益處，卻記得那頭上發(fā)了幾次塊壘。”這些故事是當年李濟在臺灣大學教書時告訴張的，張聽后覺得很可笑，但又不否認是一種事實存在。1907年，李濟隨時為小京官的父親進入北京兩個著名中學之一——南城的五城中學（北師大附中前身）讀書，14歲考入清華學堂。關于這一人生轉折，用李濟后來的話說“等到清華招考的時候（也就是宣統(tǒng)二年），雖說有很多人不愿意送子弟進洋學堂，但也有一部分人送他們的子弟去考，而我就是一個，并且我僥幸的是考取了。所以，我進清華還是在前清的時候。進了清華半年，暑假以后就遇到了辛亥革命。雖說政治上起了變動，清華并未停課，秋天我仍然進了學校。” 到了1918年，即一個叫列寧的世界級政治人物領導俄國工人“一聲炮響”奪取政權之后，突然受到一個叫卡普蘭的女特務刺殺，差點丟了性命的那一年（見蘇聯(lián)電影《列寧在一九一八》）；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11月）的那一年。李濟結束了八年的清華學習生活，以官費生的身份，悄然無聲地去了西方屬于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美利堅合

楊步偉所說，是李濟進清華之前的事，當李氏入主國學院之后就成為五位導師了。

    1896年6月2日生于湖北鐘祥縣的李濟,字濟之，4歲入書房從一個表叔開始念“盤古首出，天地初分”之類的古書。據(jù)李濟的學生、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說：“他那表叔，是一個老秀才，最喜歡打悶棍，所以他（李濟）現(xiàn)在雖說記不清楚得了他多少的教育的益處，卻記得那頭上發(fā)了幾次塊壘。”這些故事是當年李濟在臺灣大學教書時告訴張的，張聽后覺得很可笑，但又不否認是一種事實存在。1907年，李濟隨時為小京官的父親進入北京兩個著名中學之一——南城的五城中學（北師大附中前身）讀書，14歲考入清華學堂。關于這一人生轉折，用李濟后來的話說“等到清華招考的時候（也就是宣統(tǒng)二年），雖說有很多人不愿意送子弟進洋學堂，但也有一部分人送他們的子弟去考，而我就是一個，并且我僥幸的是考取了。所以，我進清華還是在前清的時候。進了清華半年，暑假以后就遇到了辛亥革命。雖說政治上起了變動，清華并未停課，秋天我仍然進了學校。”

眾國，開始“放洋”生涯。1923年，李濟凝聚了三年心血的《中國民族之形成：一個人類學的研究》（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 Anthropologicallnquiry）完成。此著根據(jù)111個現(xiàn)代中國人的體質特質，從春秋到明末建筑城池的發(fā)展，十大姓氏的起源與分布，南北方民族融合的情況，綜合出中國民族的五種重要成分，堪稱對中國民族的科學研究的開山之作。其所應用的方法和材料，一直作為研究中國社會史的學者共同效仿的標桿而經久不衰。也就是這部著作的問民，使年僅27歲的李濟榮獲得哈佛大學哲學（人類學）博士學位，并成為第一位中國人獲此殊榮者。 榮得博士學位的李濟旋即收拾行裝，告別了風景秀麗的查爾斯河畔與浸潤著自己三年青春汗水的哈佛校園，踏上了歸國的途程。未久，受聘到天津南開大學任教。1924年，美國華盛頓史密森研究院佛利爾藝術館（The Freer Gallery of Att），派畢士博（C.W.Bishop）率領一個代表團來中國進行考古發(fā)掘和研究，鑒于李濟在學術界日漸興隆的名聲及他在中國近現(xiàn)代考古學史上所作的最早貢獻，畢士博由北京的團部寫信至天津南開大學邀請李濟加入他們在北京的考古工作隊。1925年初，李濟辭卻南開大學教職，加入畢士博等人的行列，從而開創(chuàng)了“既維護主權，又公平合作”，利用外資搞科研的先河，為后來著名的“殷墟第二、三次發(fā)掘的資金問題的解決”（李濟語）打下了基礎。 就在李濟加入畢士博考古工作隊不久，清華國學研究院也鳴鑼開張，作為清華大學籌備處顧問的丁文江，意識到清華未來的光輝前景，建議李濟去研究院一邊任教一邊做研究工作，并把情況介紹給老朋友梁啟超，二人共同出面向清華校長曹云祥推薦，曹一聽李濟的經歷和名聲，立即決定聘請。于是，時年29歲的李濟，以講師的身份出任國學研究院導師?！?span lang=EN-US>1925年 6月15日，清華校長曹云祥正式宣布研究院教職員名單： 教授：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講師：李濟。 助教：陸維釗（同年9月辭職，由趙萬里接任）、梁廷燦、章明煌。 主任：吳宓。 事務員：衛(wèi)士生。 助理員：周光午。如此精簡干練的教職員陣營，頗為校內外同人稱贊，向以木納寡言的王國維更感欣喜，聲稱正合他早年關于治校之論述：“一校之中實行教授之人多，而名為管理之人少，則一校之成績必可觀矣！”可惜的是，王氏此言，在日后的清華與全國教育界被視為歪理邪說而被無情地拋之于九霄云外了。 有一名曰陳丹青者，于2001年弄了一幅油畫，叫做《國學研究院》，號稱拍賣了幾千萬元。這個東西，大概是想表現(xiàn)上述這段清華研究院生活的。很不幸的事實是，當陳寅恪到國學研究院任教的時候，吳宓早已離開了研究院。也就是說，吳宓與陳寅恪從沒有在研究院共過事?？粘龅闹魅我宦?，先由曹校長，后改為教務長梅貽琦兼理。不知此畫中的五個人物，表達的是什么時間，何種場面？向世人傳達什么信息？要說吳宓沒事的時候，到老根據(jù)地——研究院探親訪友，似是成立的。若想表達吳與“四大導師”一起共事的生活，則不能成立。 號稱“史上最牛的畢業(yè)證書”。這張證書從另一個側面為清華研究院共有五位導師提供了“鐵證”。 從清華國學院整個聘任過程中可以看到，由于當時中國學術界人數(shù)，特別是有名望的“海龜”尚不可多得，學者間的相互推薦和學者出身的校方負責人之認同，在此發(fā)揮了交疊的作用。就整個導師隊伍論，此時的李濟雖有大師的身價，并且是研究院的五位導師之一，但后世士林卻沒有把他與王、梁、陳、趙“四大導師”并列而成為“五大”，究其原因，表面上看是他沒有前“四大”的教授頭銜，其實內中還有更多復雜的原因與詳情，而這些詳情隨著歲月的流逝逐漸模糊淡遠，遂成為后來剪不斷，理還亂的一段歷史公案。關于李濟沒有成為“五大”的說法，一種是，由于李濟當時正和美國費利爾藝術館合作組織考古發(fā)掘事宜，在時間分配上，考古發(fā)掘占相當比重，因而大部分薪水由美方撥發(fā)，每月300元，清華每月發(fā)100元，二者合在一起，正好和梁、王、陳、趙“四大”的教授薪水持平。[16] 因清華支付的100元并不是教授的薪水，故只能給個特別講師的帽子戴在頭上。想不到這“教授”與“講師”兩頂帽子的不同，造成了儒林士子多年的疑惑與不解。另一種說法是，當丁、梁二人向曹云祥推薦李濟時，曹一開始欲聘李為研究院專職教授，與前四人所戴的帽子等同，搞出個“五大導師”，即當年西蜀霸主劉備手下“五虎上將”的陣營，以威天下。當研究院籌備處主任吳宓奉命與李濟接洽后，發(fā)現(xiàn)情況并不如曹校長所想的那樣簡單，對田野考古發(fā)掘工作特別傾心的李濟，因此前與畢士博已經簽約，不太愿意完全放棄在費利爾藝術館考古隊的工作，但又不忍舍其回母校效勞的機會，是否到清華做全職教授猶豫不抉，他向吳宓提出的公開理由是，怕不能“常年住院，任教授與指導之事”。此兩難情形由吳宓稟報曹云祥，經過曹、梁、吳、丁等人共同商談，認為李濟雖然年輕，但畢竟是中國第一位攻讀人類學的“海龜”，其學術前景不可限量，決定采取讓李濟一擔挑的方式兩頭兼顧，聘為特別講師。丁文江更是不遺余力地對李勸說，認為清華研究院的工作性質與南開畢竟不同，在南開是純粹的教書，而在清華則以研究為主，所帶學生不過幾人而已，謂李“不要放棄作第一手科學研究的機會”云云。李濟聽了丁的勸導，遂欣然就聘。此情形在《清華周刊》第345期“新聞”欄曾有披露，文曰：“26日，李先生來校     到了1918年，即一個叫列寧的世界級政治人物領導俄國工人“一聲炮響”奪取政權之后，突然受到一個叫卡普蘭的女特務刺殺，差點丟了性命的那一年（見蘇聯(lián)電影《列寧在一九一八》）；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11月）的那一年。李濟結束了八年的清華學習生活，以官費生的身份，悄然無聲地去了西方屬于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美利堅合眾國，開始“放洋”生涯。1923年，李濟凝聚了三年心血的《中國民族之形成：一個人類學的研究》（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 Anthropologicallnquiry）完成。此著根據(jù)111個現(xiàn)代中國人的體質特質，從春秋到明末建筑城池的發(fā)展，十大姓氏的起源與分布，南北方民族融合的情況，綜合出中國民族的五種重要成分，堪稱對中國民族的科學研究的開山之作。其所應用的方法和材料，一直作為研究中國社會史的學者共同效仿的標桿而經久不衰。也就是這部著作的問民，使年僅27歲的李濟榮獲得哈佛大學哲學（人類學）博士學位，并成為第一位中國人獲此殊榮者。

眾國，開始“放洋”生涯。1923年，李濟凝聚了三年心血的《中國民族之形成：一個人類學的研究》（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 Anthropologicallnquiry）完成。此著根據(jù)111個現(xiàn)代中國人的體質特質，從春秋到明末建筑城池的發(fā)展，十大姓氏的起源與分布，南北方民族融合的情況，綜合出中國民族的五種重要成分，堪稱對中國民族的科學研究的開山之作。其所應用的方法和材料，一直作為研究中國社會史的學者共同效仿的標桿而經久不衰。也就是這部著作的問民，使年僅27歲的李濟榮獲得哈佛大學哲學（人類學）博士學位，并成為第一位中國人獲此殊榮者。 榮得博士學位的李濟旋即收拾行裝，告別了風景秀麗的查爾斯河畔與浸潤著自己三年青春汗水的哈佛校園，踏上了歸國的途程。未久，受聘到天津南開大學任教。1924年，美國華盛頓史密森研究院佛利爾藝術館（The Freer Gallery of Att），派畢士博（C.W.Bishop）率領一個代表團來中國進行考古發(fā)掘和研究，鑒于李濟在學術界日漸興隆的名聲及他在中國近現(xiàn)代考古學史上所作的最早貢獻，畢士博由北京的團部寫信至天津南開大學邀請李濟加入他們在北京的考古工作隊。1925年初，李濟辭卻南開大學教職，加入畢士博等人的行列，從而開創(chuàng)了“既維護主權，又公平合作”，利用外資搞科研的先河，為后來著名的“殷墟第二、三次發(fā)掘的資金問題的解決”（李濟語）打下了基礎。 就在李濟加入畢士博考古工作隊不久，清華國學研究院也鳴鑼開張，作為清華大學籌備處顧問的丁文江，意識到清華未來的光輝前景，建議李濟去研究院一邊任教一邊做研究工作，并把情況介紹給老朋友梁啟超，二人共同出面向清華校長曹云祥推薦，曹一聽李濟的經歷和名聲，立即決定聘請。于是，時年29歲的李濟，以講師的身份出任國學研究院導師?！?span lang=EN-US>1925年 6月15日，清華校長曹云祥正式宣布研究院教職員名單： 教授：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講師：李濟。 助教：陸維釗（同年9月辭職，由趙萬里接任）、梁廷燦、章明煌。 主任：吳宓。 事務員：衛(wèi)士生。 助理員：周光午。如此精簡干練的教職員陣營，頗為校內外同人稱贊，向以木納寡言的王國維更感欣喜，聲稱正合他早年關于治校之論述：“一校之中實行教授之人多，而名為管理之人少，則一校之成績必可觀矣！”可惜的是，王氏此言，在日后的清華與全國教育界被視為歪理邪說而被無情地拋之于九霄云外了。 有一名曰陳丹青者，于2001年弄了一幅油畫，叫做《國學研究院》，號稱拍賣了幾千萬元。這個東西，大概是想表現(xiàn)上述這段清華研究院生活的。很不幸的事實是，當陳寅恪到國學研究院任教的時候，吳宓早已離開了研究院。也就是說，吳宓與陳寅恪從沒有在研究院共過事。空出的主任一職，先由曹校長，后改為教務長梅貽琦兼理。不知此畫中的五個人物，表達的是什么時間，何種場面？向世人傳達什么信息？要說吳宓沒事的時候，到老根據(jù)地——研究院探親訪友，似是成立的。若想表達吳與“四大導師”一起共事的生活，則不能成立。 號稱“史上最牛的畢業(yè)證書”。這張證書從另一個側面為清華研究院共有五位導師提供了“鐵證”。 從清華國學院整個聘任過程中可以看到，由于當時中國學術界人數(shù)，特別是有名望的“海龜”尚不可多得，學者間的相互推薦和學者出身的校方負責人之認同，在此發(fā)揮了交疊的作用。就整個導師隊伍論，此時的李濟雖有大師的身價，并且是研究院的五位導師之一，但后世士林卻沒有把他與王、梁、陳、趙“四大導師”并列而成為“五大”，究其原因，表面上看是他沒有前“四大”的教授頭銜，其實內中還有更多復雜的原因與詳情，而這些詳情隨著歲月的流逝逐漸模糊淡遠，遂成為后來剪不斷，理還亂的一段歷史公案。關于李濟沒有成為“五大”的說法，一種是，由于李濟當時正和美國費利爾藝術館合作組織考古發(fā)掘事宜，在時間分配上，考古發(fā)掘占相當比重，因而大部分薪水由美方撥發(fā)，每月300元，清華每月發(fā)100元，二者合在一起，正好和梁、王、陳、趙“四大”的教授薪水持平。[16] 因清華支付的100元并不是教授的薪水，故只能給個特別講師的帽子戴在頭上。想不到這“教授”與“講師”兩頂帽子的不同，造成了儒林士子多年的疑惑與不解。另一種說法是，當丁、梁二人向曹云祥推薦李濟時，曹一開始欲聘李為研究院專職教授，與前四人所戴的帽子等同，搞出個“五大導師”，即當年西蜀霸主劉備手下“五虎上將”的陣營，以威天下。當研究院籌備處主任吳宓奉命與李濟接洽后，發(fā)現(xiàn)情況并不如曹校長所想的那樣簡單，對田野考古發(fā)掘工作特別傾心的李濟，因此前與畢士博已經簽約，不太愿意完全放棄在費利爾藝術館考古隊的工作，但又不忍舍其回母校效勞的機會，是否到清華做全職教授猶豫不抉，他向吳宓提出的公開理由是，怕不能“常年住院，任教授與指導之事”。此兩難情形由吳宓稟報曹云祥，經過曹、梁、吳、丁等人共同商談，認為李濟雖然年輕，但畢竟是中國第一位攻讀人類學的“海龜”，其學術前景不可限量，決定采取讓李濟一擔挑的方式兩頭兼顧，聘為特別講師。丁文江更是不遺余力地對李勸說，認為清華研究院的工作性質與南開畢竟不同，在南開是純粹的教書，而在清華則以研究為主，所帶學生不過幾人而已，謂李“不要放棄作第一手科學研究的機會”云云。李濟聽了丁的勸導，遂欣然就聘。此情形在《清華周刊》第345期“新聞”欄曾有披露，文曰：“26日，李先生來校    榮得博士學位的李濟旋即收拾行裝，告別了風景秀麗的查爾斯河畔與浸潤著自己三年青春汗水的哈佛校園，踏上了歸國的途程。未久，受聘到天津南開大學任教。1924年，美國華盛頓史密森研究院佛利爾藝術館（The Freer Gallery of Att），派畢士博（C.W.Bishop）率領一個代表團來中國進行考古發(fā)掘和研究，鑒于李濟在學術界日漸興隆的名聲及他在中國近現(xiàn)代考古學史上所作的最早貢獻，畢士博由北京的團部寫信至天津南開大學邀請李濟加入他們在北京的考古工作隊。1925年初，李濟辭卻南開大學教職，加入畢士博等人的行列，從而開創(chuàng)了“既維護主權，又公平合作”，利用外資搞科研的先河，為后來著名的“殷墟第二、三次發(fā)掘的資金問題的解決”（李濟語）打下了基礎。

清華國學研究院共有幾位導師？昨天晚上，中央電視臺的周文福兄發(fā)來短信，大意是說他主持制作的清華百年特別節(jié)目“記憶大師”，將于4月23日，也就是本周星期六晚22點10分于央視10頻道播出，讓我觀看并提寶貴意見云云。記得三天前，文福兄就此事與我說過幾句，我問是拍的什么人物，周兄答：“是清華國學院的四大導師”。我說：“國學院有五位導師，要拍也要拍五位，不應該只拍四位扔掉一位，況且這最后一位還是考古學家李濟，而考古是有畫面可以出精彩鏡頭的。”周說：“大家流傳四大導師，就拍了四大，李濟沒有拍。”我只能表示遺憾。 在清華大學建校一百周年與“大師記憶”即將開播之際，我在此說幾句清華國學院的導師問題，以請列位方家指正?；蛟S這個話題，對研究清華校史有些補益。 清華園內荷塘月色匾牌按照通常流行的說法，清華國學研究院有“四大導師”。“四大”沒錯，但以為整個國學院的導師共四位那就錯了。清華國學院終其一生，稱為導師者共五位，除了王、梁、陳、趙“四大”，第五位就是“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 清華國學研究院師生合影，從左至右為：講師李濟教授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后為學生。時陳寅恪尚未到校。 1925年2月，在校長曹云祥主持下，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籌備處鳴鑼開張。此前，因提倡白話文而暴得大名的胡適建議曹校長采用宋、元書院的導師制，并吸取外國大學研究生院以學術論文為專題研究法來辦研究院。曹校長深以為然，首先聘請由清華出身、美國哈佛大學學成歸國的一代名士、年僅32歲的吳宓（字雨僧）主持研究院籌備處事宜，并讓吳拿著自己簽發(fā)的聘書一一聘請。很快，在學界聲名顯赫的王國維、梁啟超與在國外的趙元任、陳寅恪相繼被聘為教授。——這就是當年令天下學界為之震動，被后世廣為流傳并影響深遠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教授”或“四大導師”。 當年任教于清華的吳宓清華校方為聘請“四大導師”來校任教，可謂不遺余力，其中一個被后世廣為稱道的鮮明特點是重視真才實學，不慕虛名，不輕信文憑。在“四大”之中，只有趙元任一人懷揣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證書，而王、梁、陳等三位均無博士、碩士頭銜，甚至連學士學位也未拿到。梁啟超的“文學博士”稱號，則是他到了清華國學院任教之后由美國耶魯大學贈予的。盡管頭上沒有金光閃閃的博士帽子，但三位卻學貫中西，思想、學問博大精深，堪稱當之無愧的學術大師。年輕的陳寅恪放洋十六載，于哈佛、柏林等美國、歐洲名校轉過一遍，終未能揣得一張博士文憑回來，完全是為求知而讀書。當年在哈佛大學讀書的中國學子，陳寅恪、吳宓、湯用彤等三人被譽為“哈佛三杰”，風頭強健，為同輩所矚目。而陳寅恪更是駿馬中的“赤兔”，其學問之廣博精深，已達出神入化之奇境。許多年后，對于陳寅恪的學問人品，吳宓曾不無感概地說道：“一九一九年一月底二月初，陳寅恪君由歐洲來到美國。先寓康橋Cambridge區(qū)之 Mt.Auburn街。由俞大維君介見。以后宓恒往訪，聆其談述。則寅恪不但學問淵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會之內幕。例如，于巴黎妓女及秘密賣淫之生活實況，又歐美男女遲婚、不得嫁之痛苦及流弊，述說至為詳切。……其歷年在中國文學、鳴學及詩之一道，所啟迪、指教宓者，更多不勝記也。”縱觀吳宓一生的為人為學與人格品行，此話當是處于真心仰慕之情而發(fā)之。 1937年抗戰(zhàn)前，陳寅恪與夫人女兒一家在清華園 至于這“四大教授”或“四大導師”的稱號最先由誰呼起，后來的研究者已難考證，據(jù)趙元任夫人楊步偉回憶：“‘四大教授’這個稱呼，不是我們自謅的，這實在是張仲述找元任時信上如此說，第一次見面也是如此說。而校長曹云祥開會時也是如此稱呼的。……其實正式名稱是‘四位導師’”[3 ]張仲述即當年與趙元任、胡適等人一同赴美留學的張彭春，屬于1910年清政府庚款第二批直接留美生；亦即南開大學創(chuàng)辦者張伯苓胞弟，時任清華學校教務長。趙元任到清華做教授，主要是張的舉薦，而陳寅恪則得意于吳宓與王、梁二位導師的薦舉。當年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就設在這座建筑物里楊步偉所說，是李濟進清華之前的事，當李氏入主國學院之后就成為五位導師了。 1896年6月2日生于湖北鐘祥縣的李濟,字濟之，4歲入書房從一個表叔開始念“盤古首出，天地初分”之類的古書。據(jù)李濟的學生、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說：“他那表叔，是一個老秀才，最喜歡打悶棍，所以他（李濟）現(xiàn)在雖說記不清楚得了他多少的教育的益處，卻記得那頭上發(fā)了幾次塊壘。”這些故事是當年李濟在臺灣大學教書時告訴張的，張聽后覺得很可笑，但又不否認是一種事實存在。1907年，李濟隨時為小京官的父親進入北京兩個著名中學之一——南城的五城中學（北師大附中前身）讀書，14歲考入清華學堂。關于這一人生轉折，用李濟后來的話說“等到清華招考的時候（也就是宣統(tǒng)二年），雖說有很多人不愿意送子弟進洋學堂，但也有一部分人送他們的子弟去考，而我就是一個，并且我僥幸的是考取了。所以，我進清華還是在前清的時候。進了清華半年，暑假以后就遇到了辛亥革命。雖說政治上起了變動，清華并未停課，秋天我仍然進了學校。” 到了1918年，即一個叫列寧的世界級政治人物領導俄國工人“一聲炮響”奪取政權之后，突然受到一個叫卡普蘭的女特務刺殺，差點丟了性命的那一年（見蘇聯(lián)電影《列寧在一九一八》）；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11月）的那一年。李濟結束了八年的清華學習生活，以官費生的身份，悄然無聲地去了西方屬于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美利堅合

     就在李濟加入畢士博考古工作隊不久，清華國學研究院也鳴鑼開張，作為清華大學籌備處顧問的丁文江，意識到清華未來的光輝前景，建議李濟去研究院一邊任教一邊做研究工作，并把情況介紹給老朋友梁啟超，二人共同出面向清華校長曹云祥推薦，曹一聽李濟的經歷和名聲，立即決定聘請。于是，時年29歲的李濟，以講師的身份出任國學研究院導師。

　  1925年 6月15日，清華校長曹云祥正式宣布研究院教職員名單：

     教授：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

    講師：李濟。

    助教：陸維釗（同年9月辭職，由趙萬里接任）、梁廷燦、章明煌。

    主任：吳宓。

    事務員：衛(wèi)士生。

清華國學研究院共有幾位導師？昨天晚上，中央電視臺的周文福兄發(fā)來短信，大意是說他主持制作的清華百年特別節(jié)目“記憶大師”，將于4月23日，也就是本周星期六晚22點10分于央視10頻道播出，讓我觀看并提寶貴意見云云。記得三天前，文福兄就此事與我說過幾句，我問是拍的什么人物，周兄答：“是清華國學院的四大導師”。我說：“國學院有五位導師，要拍也要拍五位，不應該只拍四位扔掉一位，況且這最后一位還是考古學家李濟，而考古是有畫面可以出精彩鏡頭的。”周說：“大家流傳四大導師，就拍了四大，李濟沒有拍。”我只能表示遺憾。 在清華大學建校一百周年與“大師記憶”即將開播之際，我在此說幾句清華國學院的導師問題，以請列位方家指正。或許這個話題，對研究清華校史有些補益。 清華園內荷塘月色匾牌按照通常流行的說法，清華國學研究院有“四大導師”。“四大”沒錯，但以為整個國學院的導師共四位那就錯了。清華國學院終其一生，稱為導師者共五位，除了王、梁、陳、趙“四大”，第五位就是“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 清華國學研究院師生合影，從左至右為：講師李濟教授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后為學生。時陳寅恪尚未到校。 1925年2月，在校長曹云祥主持下，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籌備處鳴鑼開張。此前，因提倡白話文而暴得大名的胡適建議曹校長采用宋、元書院的導師制，并吸取外國大學研究生院以學術論文為專題研究法來辦研究院。曹校長深以為然，首先聘請由清華出身、美國哈佛大學學成歸國的一代名士、年僅32歲的吳宓（字雨僧）主持研究院籌備處事宜，并讓吳拿著自己簽發(fā)的聘書一一聘請。很快，在學界聲名顯赫的王國維、梁啟超與在國外的趙元任、陳寅恪相繼被聘為教授。——這就是當年令天下學界為之震動，被后世廣為流傳并影響深遠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教授”或“四大導師”。 當年任教于清華的吳宓清華校方為聘請“四大導師”來校任教，可謂不遺余力，其中一個被后世廣為稱道的鮮明特點是重視真才實學，不慕虛名，不輕信文憑。在“四大”之中，只有趙元任一人懷揣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證書，而王、梁、陳等三位均無博士、碩士頭銜，甚至連學士學位也未拿到。梁啟超的“文學博士”稱號，則是他到了清華國學院任教之后由美國耶魯大學贈予的。盡管頭上沒有金光閃閃的博士帽子，但三位卻學貫中西，思想、學問博大精深，堪稱當之無愧的學術大師。年輕的陳寅恪放洋十六載，于哈佛、柏林等美國、歐洲名校轉過一遍，終未能揣得一張博士文憑回來，完全是為求知而讀書。當年在哈佛大學讀書的中國學子，陳寅恪、吳宓、湯用彤等三人被譽為“哈佛三杰”，風頭強健，為同輩所矚目。而陳寅恪更是駿馬中的“赤兔”，其學問之廣博精深，已達出神入化之奇境。許多年后，對于陳寅恪的學問人品，吳宓曾不無感概地說道：“一九一九年一月底二月初，陳寅恪君由歐洲來到美國。先寓康橋Cambridge區(qū)之 Mt.Auburn街。由俞大維君介見。以后宓恒往訪，聆其談述。則寅恪不但學問淵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會之內幕。例如，于巴黎妓女及秘密賣淫之生活實況，又歐美男女遲婚、不得嫁之痛苦及流弊，述說至為詳切。……其歷年在中國文學、鳴學及詩之一道，所啟迪、指教宓者，更多不勝記也。”縱觀吳宓一生的為人為學與人格品行，此話當是處于真心仰慕之情而發(fā)之。 1937年抗戰(zhàn)前，陳寅恪與夫人女兒一家在清華園 至于這“四大教授”或“四大導師”的稱號最先由誰呼起，后來的研究者已難考證，據(jù)趙元任夫人楊步偉回憶：“‘四大教授’這個稱呼，不是我們自謅的，這實在是張仲述找元任時信上如此說，第一次見面也是如此說。而校長曹云祥開會時也是如此稱呼的。……其實正式名稱是‘四位導師’”[3 ]張仲述即當年與趙元任、胡適等人一同赴美留學的張彭春，屬于1910年清政府庚款第二批直接留美生；亦即南開大學創(chuàng)辦者張伯苓胞弟，時任清華學校教務長。趙元任到清華做教授，主要是張的舉薦，而陳寅恪則得意于吳宓與王、梁二位導師的薦舉。當年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就設在這座建筑物里楊步偉所說，是李濟進清華之前的事，當李氏入主國學院之后就成為五位導師了。 1896年6月2日生于湖北鐘祥縣的李濟,字濟之，4歲入書房從一個表叔開始念“盤古首出，天地初分”之類的古書。據(jù)李濟的學生、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說：“他那表叔，是一個老秀才，最喜歡打悶棍，所以他（李濟）現(xiàn)在雖說記不清楚得了他多少的教育的益處，卻記得那頭上發(fā)了幾次塊壘。”這些故事是當年李濟在臺灣大學教書時告訴張的，張聽后覺得很可笑，但又不否認是一種事實存在。1907年，李濟隨時為小京官的父親進入北京兩個著名中學之一——南城的五城中學（北師大附中前身）讀書，14歲考入清華學堂。關于這一人生轉折，用李濟后來的話說“等到清華招考的時候（也就是宣統(tǒng)二年），雖說有很多人不愿意送子弟進洋學堂，但也有一部分人送他們的子弟去考，而我就是一個，并且我僥幸的是考取了。所以，我進清華還是在前清的時候。進了清華半年，暑假以后就遇到了辛亥革命。雖說政治上起了變動，清華并未停課，秋天我仍然進了學校。” 到了1918年，即一個叫列寧的世界級政治人物領導俄國工人“一聲炮響”奪取政權之后，突然受到一個叫卡普蘭的女特務刺殺，差點丟了性命的那一年（見蘇聯(lián)電影《列寧在一九一八》）；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11月）的那一年。李濟結束了八年的清華學習生活，以官費生的身份，悄然無聲地去了西方屬于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美利堅合

    助理員：周光午。

清華國學研究院共有幾位導師？ 昨天晚上，中央電視臺的周文福兄發(fā)來短信，大意是說他主持制作的清華百年特別節(jié)目“記憶大師”，將于4月23日，也就是本周星期六晚22點10分于央視10頻道播出，讓我觀看并提寶貴意見云云。 記得三天前，文福兄就此事與我說過幾句，我問是拍的什么人物，周兄答：“是清華國學院的四大導師”。我說：“國學院有五位導師，要拍也要拍五位，不應該只拍四位扔掉一位，況且這最后一位還是考古學家李濟，而考古是有畫面可以出精彩鏡頭的。”周說：“大家流傳四大導師，就拍了四大，李濟沒有拍。”我只能表示遺憾。 在清華大學建校一百周年與“大師記憶”即將開播之際，我在此說幾句清華國學院的導師問題，以請列位方家指正。或許這個話題，對研究清華校史有些補益。 清華園內荷塘月色匾牌按照通常流行的說法，清華國學研究院有“四大導師”。“四大”沒錯，但以為整個國學院的導師共四位那就錯了。清華國學院終其一生，稱為導師者共五位，除了王、梁、陳、趙“四大”，第五位就是“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 清華國學研究院師生合影，從左至右為：講師李濟教授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后為學生。時陳寅恪尚未到校。 1925年2月，在校長曹云祥主持下，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籌備處鳴鑼開張。此前，因提倡白話文而暴得大名的胡適建議曹校長采用宋、元書院的導師制，并吸取外國大學研究生院以學術論文為專題研究法來辦研究院。曹校長深以為然，首先聘請由清華出身、美國哈佛大學學成歸國的一代名士、年僅32歲的吳宓（字雨僧）主持研究院籌備處事宜，并讓吳拿著自己簽發(fā)的聘書一一聘請。很快，在學界聲名顯赫的王國維、梁啟超與在國外的趙元任、陳寅恪相繼被聘為教授。——這就是當年令天下學界為之震動，被后世廣為流傳并影響深遠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教授”或“四大導師”。 當年任教于清華的吳宓清華校方為聘請“四大導師”來校任教，可謂不遺余力，其中一個被后世廣為稱道的鮮明特點是重視真才實學，不慕虛名，不輕信文憑。在“四大”之中，只有趙元任一人懷揣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證書，而王、梁、陳等三位均無博士、碩士頭銜，甚至連學士學位也未拿到。梁啟超的“文學博士”稱號，則是他到了清華國學院任教之后由美國耶魯大學贈予的。盡管頭上沒有金光閃閃的博士帽子，但三位卻學貫中西，思想、學問博大精深，堪稱當之無愧的學術大師。年輕的陳寅恪放洋十六載，于哈佛、柏林等美國、歐洲名校轉過一遍，終未能揣得一張博士文憑回來，完全是為求知而讀書。當年在哈佛大學讀書的中國學子，陳寅恪、吳宓、湯用彤等三人被譽為“哈佛三杰”，風頭強健，為同輩所矚目。而陳寅恪更是駿馬中的“赤兔”，其學問之廣博精深，已達出神入化之奇境。許多年后，對于陳寅恪的學問人品，吳宓曾不無感概地說道：“一九一九年一月底二月初，陳寅恪君由歐洲來到美國。先寓康橋Cambridge區(qū)之 Mt.Auburn街。由俞大維君介見。以后宓恒往訪，聆其談述。則寅恪不但學問淵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會之內幕。例如，于巴黎妓女及秘密賣淫之生活實況，又歐美男女遲婚、不得嫁之痛苦及流弊，述說至為詳切。……其歷年在中國文學、鳴學及詩之一道，所啟迪、指教宓者，更多不勝記也。”縱觀吳宓一生的為人為學與人格品行，此話當是處于真心仰慕之情而發(fā)之。 1937年抗戰(zhàn)前，陳寅恪與夫人女兒一家在清華園 至于這“四大教授”或“四大導師”的稱號最先由誰呼起，后來的研究者已難考證，據(jù)趙元任夫人楊步偉回憶：“‘四大教授’這個稱呼，不是我們自謅的，這實在是張仲述找元任時信上如此說，第一次見面也是如此說。而校長曹云祥開會時也是如此稱呼的。……其實正式名稱是‘四位導師’”[3 ]張仲述即當年與趙元任、胡適等人一同赴美留學的張彭春，屬于1910年清政府庚款第二批直接留美生；亦即南開大學創(chuàng)辦者張伯苓胞弟，時任清華學校教務長。趙元任到清華做教授，主要是張的舉薦，而陳寅恪則得意于吳宓與王、梁二位導師的薦舉。當年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就設在這座建筑物里楊步偉所說，是李濟進清華之前的事，當李氏入主國學院之后就成為五位導師了。 1896年6月2日生于湖北鐘祥縣的李濟,字濟之，4歲入書房從一個表叔開始念“盤古首出，天地初分”之類的古書。據(jù)李濟的學生、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說：“他那表叔，是一個老秀才，最喜歡打悶棍，所以他（李濟）現(xiàn)在雖說記不清楚得了他多少的教育的益處，卻記得那頭上發(fā)了幾次塊壘。”這些故事是當年李濟在臺灣大學教書時告訴張的，張聽后覺得很可笑，但又不否認是一種事實存在。1907年，李濟隨時為小京官的父親進入北京兩個著名中學之一——南城的五城中學（北師大附中前身）讀書，14歲考入清華學堂。關于這一人生轉折，用李濟后來的話說“等到清華招考的時候（也就是宣統(tǒng)二年），雖說有很多人不愿意送子弟進洋學堂，但也有一部分人送他們的子弟去考，而我就是一個，并且我僥幸的是考取了。所以，我進清華還是在前清的時候。進了清華半年，暑假以后就遇到了辛亥革命。雖說政治上起了變動，清華并未停課，秋天我仍然進了學校。” 到了1918年，即一個叫列寧的世界級政治人物領導俄國工人“一聲炮響”奪取政權之后，突然受到一個叫卡普蘭的女特務刺殺，差點丟了性命的那一年（見蘇聯(lián)電影《列寧在一九一八》）；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11月）的那一年。李濟結束了八年的清華學習生活，以官費生的身份，悄然無聲地去了西方屬于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美利堅合    如此精簡干練的教職員陣營，頗為校內外同人稱贊，向以木納寡言的王國維更感欣喜，聲稱正合他早年關于治校之論述：“一校之中實行教授之人多，而名為管理之人少，則一校之成績必可觀矣！”可惜的是，王氏此言，在日后的清華與全國教育界被視為歪理邪說而被無情地拋之于九霄云外了。

有一名曰陳丹青者，于2001年弄了一幅油畫，叫做《國學研究院》，號稱拍賣了幾千萬元。這個東西，大概是想表現(xiàn)上述這段清華研究院生活的。很不幸的事實是，當陳寅恪到國學研究院任教的時候，吳宓早已離開了研究院。也就是說，吳宓與陳寅恪從沒有在研究院共過事?？粘龅闹魅我宦殻扔刹苄ｉL，后改為教務長梅貽琦兼理。不知此畫中的五個人物，表達的是什么時間，何種場面？向世人傳達什么信息？要說吳宓沒事的時候，到老根據(jù)地——研究院探親訪友，似是成立的。若想表達吳與“四大導師”一起共事的生活，則不能成立。

號稱“史上最牛的畢業(yè)證書”。

眾國，開始“放洋”生涯。1923年，李濟凝聚了三年心血的《中國民族之形成：一個人類學的研究》（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 Anthropologicallnquiry）完成。此著根據(jù)111個現(xiàn)代中國人的體質特質，從春秋到明末建筑城池的發(fā)展，十大姓氏的起源與分布，南北方民族融合的情況，綜合出中國民族的五種重要成分，堪稱對中國民族的科學研究的開山之作。其所應用的方法和材料，一直作為研究中國社會史的學者共同效仿的標桿而經久不衰。也就是這部著作的問民，使年僅27歲的李濟榮獲得哈佛大學哲學（人類學）博士學位，并成為第一位中國人獲此殊榮者。 榮得博士學位的李濟旋即收拾行裝，告別了風景秀麗的查爾斯河畔與浸潤著自己三年青春汗水的哈佛校園，踏上了歸國的途程。未久，受聘到天津南開大學任教。1924年，美國華盛頓史密森研究院佛利爾藝術館（The Freer Gallery of Att），派畢士博（C.W.Bishop）率領一個代表團來中國進行考古發(fā)掘和研究，鑒于李濟在學術界日漸興隆的名聲及他在中國近現(xiàn)代考古學史上所作的最早貢獻，畢士博由北京的團部寫信至天津南開大學邀請李濟加入他們在北京的考古工作隊。1925年初，李濟辭卻南開大學教職，加入畢士博等人的行列，從而開創(chuàng)了“既維護主權，又公平合作”，利用外資搞科研的先河，為后來著名的“殷墟第二、三次發(fā)掘的資金問題的解決”（李濟語）打下了基礎。 就在李濟加入畢士博考古工作隊不久，清華國學研究院也鳴鑼開張，作為清華大學籌備處顧問的丁文江，意識到清華未來的光輝前景，建議李濟去研究院一邊任教一邊做研究工作，并把情況介紹給老朋友梁啟超，二人共同出面向清華校長曹云祥推薦，曹一聽李濟的經歷和名聲，立即決定聘請。于是，時年29歲的李濟，以講師的身份出任國學研究院導師?！?span lang=EN-US>1925年 6月15日，清華校長曹云祥正式宣布研究院教職員名單： 教授：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講師：李濟。 助教：陸維釗（同年9月辭職，由趙萬里接任）、梁廷燦、章明煌。 主任：吳宓。 事務員：衛(wèi)士生。 助理員：周光午。如此精簡干練的教職員陣營，頗為校內外同人稱贊，向以木納寡言的王國維更感欣喜，聲稱正合他早年關于治校之論述：“一校之中實行教授之人多，而名為管理之人少，則一校之成績必可觀矣！”可惜的是，王氏此言，在日后的清華與全國教育界被視為歪理邪說而被無情地拋之于九霄云外了。 有一名曰陳丹青者，于2001年弄了一幅油畫，叫做《國學研究院》，號稱拍賣了幾千萬元。這個東西，大概是想表現(xiàn)上述這段清華研究院生活的。很不幸的事實是，當陳寅恪到國學研究院任教的時候，吳宓早已離開了研究院。也就是說，吳宓與陳寅恪從沒有在研究院共過事?？粘龅闹魅我宦殻扔刹苄ｉL，后改為教務長梅貽琦兼理。不知此畫中的五個人物，表達的是什么時間，何種場面？向世人傳達什么信息？要說吳宓沒事的時候，到老根據(jù)地——研究院探親訪友，似是成立的。若想表達吳與“四大導師”一起共事的生活，則不能成立。 號稱“史上最牛的畢業(yè)證書”。這張證書從另一個側面為清華研究院共有五位導師提供了“鐵證”。 從清華國學院整個聘任過程中可以看到，由于當時中國學術界人數(shù)，特別是有名望的“海龜”尚不可多得，學者間的相互推薦和學者出身的校方負責人之認同，在此發(fā)揮了交疊的作用。就整個導師隊伍論，此時的李濟雖有大師的身價，并且是研究院的五位導師之一，但后世士林卻沒有把他與王、梁、陳、趙“四大導師”并列而成為“五大”，究其原因，表面上看是他沒有前“四大”的教授頭銜，其實內中還有更多復雜的原因與詳情，而這些詳情隨著歲月的流逝逐漸模糊淡遠，遂成為后來剪不斷，理還亂的一段歷史公案。關于李濟沒有成為“五大”的說法，一種是，由于李濟當時正和美國費利爾藝術館合作組織考古發(fā)掘事宜，在時間分配上，考古發(fā)掘占相當比重，因而大部分薪水由美方撥發(fā)，每月300元，清華每月發(fā)100元，二者合在一起，正好和梁、王、陳、趙“四大”的教授薪水持平。[16] 因清華支付的100元并不是教授的薪水，故只能給個特別講師的帽子戴在頭上。想不到這“教授”與“講師”兩頂帽子的不同，造成了儒林士子多年的疑惑與不解。另一種說法是，當丁、梁二人向曹云祥推薦李濟時，曹一開始欲聘李為研究院專職教授，與前四人所戴的帽子等同，搞出個“五大導師”，即當年西蜀霸主劉備手下“五虎上將”的陣營，以威天下。當研究院籌備處主任吳宓奉命與李濟接洽后，發(fā)現(xiàn)情況并不如曹校長所想的那樣簡單，對田野考古發(fā)掘工作特別傾心的李濟，因此前與畢士博已經簽約，不太愿意完全放棄在費利爾藝術館考古隊的工作，但又不忍舍其回母校效勞的機會，是否到清華做全職教授猶豫不抉，他向吳宓提出的公開理由是，怕不能“常年住院，任教授與指導之事”。此兩難情形由吳宓稟報曹云祥，經過曹、梁、吳、丁等人共同商談，認為李濟雖然年輕，但畢竟是中國第一位攻讀人類學的“海龜”，其學術前景不可限量，決定采取讓李濟一擔挑的方式兩頭兼顧，聘為特別講師。丁文江更是不遺余力地對李勸說，認為清華研究院的工作性質與南開畢竟不同，在南開是純粹的教書，而在清華則以研究為主，所帶學生不過幾人而已，謂李“不要放棄作第一手科學研究的機會”云云。李濟聽了丁的勸導，遂欣然就聘。此情形在《清華周刊》第345期“新聞”欄曾有披露，文曰：“26日，李先生來校

這張證書從另一個側面為清華研究院共有五位導師提供了“鐵證”。

    從清華國學院整個聘任過程中可以看到，由于當時中國學術界人數(shù)，特別是有名望的“海龜”尚不可多得，學者間的相互推薦和學者出身的校方負責人之認同，在此發(fā)揮了交疊的作用。就整個導師隊伍論，此時的李濟雖有大師的身價，并且是研究院的五位導師之一，但后世士林卻沒有把他與王、梁、陳、趙“四大導師”并列而成為“五大”，究其原因，表面上看是他沒有前“四大”的教授頭銜，其實內中還有更多復雜的原因與詳情，而這些詳情隨著歲月的流逝逐漸模糊淡遠，遂成為后來剪不斷，理還亂的一段歷史公案。

    關于李濟沒有成為“五大”的說法，一種是，由于李濟當時正和美國費利爾藝術館合作組織考古發(fā)掘事宜，在時間分配上，考古發(fā)掘占相當比重，因而大部分薪水由美方撥發(fā)，每月300元，清華每月發(fā)100元，二者合在一起，正好和梁、王、陳、趙“四大”的教授薪水持平。[16] 因清華支付的100元并不是教授的薪水，故只能給個特別講師的帽子戴在頭上。想不到這“教授”與“講師”兩頂帽子的不同，造成了儒林士子多年的疑惑與不解。

清華國學研究院共有幾位導師？昨天晚上，中央電視臺的周文福兄發(fā)來短信，大意是說他主持制作的清華百年特別節(jié)目“記憶大師”，將于4月23日，也就是本周星期六晚22點10分于央視10頻道播出，讓我觀看并提寶貴意見云云。記得三天前，文福兄就此事與我說過幾句，我問是拍的什么人物，周兄答：“是清華國學院的四大導師”。我說：“國學院有五位導師，要拍也要拍五位，不應該只拍四位扔掉一位，況且這最后一位還是考古學家李濟，而考古是有畫面可以出精彩鏡頭的。”周說：“大家流傳四大導師，就拍了四大，李濟沒有拍。”我只能表示遺憾。 在清華大學建校一百周年與“大師記憶”即將開播之際，我在此說幾句清華國學院的導師問題，以請列位方家指正。或許這個話題，對研究清華校史有些補益。 清華園內荷塘月色匾牌按照通常流行的說法，清華國學研究院有“四大導師”。“四大”沒錯，但以為整個國學院的導師共四位那就錯了。清華國學院終其一生，稱為導師者共五位，除了王、梁、陳、趙“四大”，第五位就是“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 清華國學研究院師生合影，從左至右為：講師李濟教授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后為學生。時陳寅恪尚未到校。 1925年2月，在校長曹云祥主持下，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籌備處鳴鑼開張。此前，因提倡白話文而暴得大名的胡適建議曹校長采用宋、元書院的導師制，并吸取外國大學研究生院以學術論文為專題研究法來辦研究院。曹校長深以為然，首先聘請由清華出身、美國哈佛大學學成歸國的一代名士、年僅32歲的吳宓（字雨僧）主持研究院籌備處事宜，并讓吳拿著自己簽發(fā)的聘書一一聘請。很快，在學界聲名顯赫的王國維、梁啟超與在國外的趙元任、陳寅恪相繼被聘為教授。——這就是當年令天下學界為之震動，被后世廣為流傳并影響深遠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教授”或“四大導師”。 當年任教于清華的吳宓清華校方為聘請“四大導師”來校任教，可謂不遺余力，其中一個被后世廣為稱道的鮮明特點是重視真才實學，不慕虛名，不輕信文憑。在“四大”之中，只有趙元任一人懷揣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證書，而王、梁、陳等三位均無博士、碩士頭銜，甚至連學士學位也未拿到。梁啟超的“文學博士”稱號，則是他到了清華國學院任教之后由美國耶魯大學贈予的。盡管頭上沒有金光閃閃的博士帽子，但三位卻學貫中西，思想、學問博大精深，堪稱當之無愧的學術大師。年輕的陳寅恪放洋十六載，于哈佛、柏林等美國、歐洲名校轉過一遍，終未能揣得一張博士文憑回來，完全是為求知而讀書。當年在哈佛大學讀書的中國學子，陳寅恪、吳宓、湯用彤等三人被譽為“哈佛三杰”，風頭強健，為同輩所矚目。而陳寅恪更是駿馬中的“赤兔”，其學問之廣博精深，已達出神入化之奇境。許多年后，對于陳寅恪的學問人品，吳宓曾不無感概地說道：“一九一九年一月底二月初，陳寅恪君由歐洲來到美國。先寓康橋Cambridge區(qū)之 Mt.Auburn街。由俞大維君介見。以后宓恒往訪，聆其談述。則寅恪不但學問淵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會之內幕。例如，于巴黎妓女及秘密賣淫之生活實況，又歐美男女遲婚、不得嫁之痛苦及流弊，述說至為詳切。……其歷年在中國文學、鳴學及詩之一道，所啟迪、指教宓者，更多不勝記也。”縱觀吳宓一生的為人為學與人格品行，此話當是處于真心仰慕之情而發(fā)之。 1937年抗戰(zhàn)前，陳寅恪與夫人女兒一家在清華園 至于這“四大教授”或“四大導師”的稱號最先由誰呼起，后來的研究者已難考證，據(jù)趙元任夫人楊步偉回憶：“‘四大教授’這個稱呼，不是我們自謅的，這實在是張仲述找元任時信上如此說，第一次見面也是如此說。而校長曹云祥開會時也是如此稱呼的。……其實正式名稱是‘四位導師’”[3 ]張仲述即當年與趙元任、胡適等人一同赴美留學的張彭春，屬于1910年清政府庚款第二批直接留美生；亦即南開大學創(chuàng)辦者張伯苓胞弟，時任清華學校教務長。趙元任到清華做教授，主要是張的舉薦，而陳寅恪則得意于吳宓與王、梁二位導師的薦舉。當年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就設在這座建筑物里楊步偉所說，是李濟進清華之前的事，當李氏入主國學院之后就成為五位導師了。 1896年6月2日生于湖北鐘祥縣的李濟,字濟之，4歲入書房從一個表叔開始念“盤古首出，天地初分”之類的古書。據(jù)李濟的學生、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說：“他那表叔，是一個老秀才，最喜歡打悶棍，所以他（李濟）現(xiàn)在雖說記不清楚得了他多少的教育的益處，卻記得那頭上發(fā)了幾次塊壘。”這些故事是當年李濟在臺灣大學教書時告訴張的，張聽后覺得很可笑，但又不否認是一種事實存在。1907年，李濟隨時為小京官的父親進入北京兩個著名中學之一——南城的五城中學（北師大附中前身）讀書，14歲考入清華學堂。關于這一人生轉折，用李濟后來的話說“等到清華招考的時候（也就是宣統(tǒng)二年），雖說有很多人不愿意送子弟進洋學堂，但也有一部分人送他們的子弟去考，而我就是一個，并且我僥幸的是考取了。所以，我進清華還是在前清的時候。進了清華半年，暑假以后就遇到了辛亥革命。雖說政治上起了變動，清華并未停課，秋天我仍然進了學校。” 到了1918年，即一個叫列寧的世界級政治人物領導俄國工人“一聲炮響”奪取政權之后，突然受到一個叫卡普蘭的女特務刺殺，差點丟了性命的那一年（見蘇聯(lián)電影《列寧在一九一八》）；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11月）的那一年。李濟結束了八年的清華學習生活，以官費生的身份，悄然無聲地去了西方屬于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美利堅合

    另一種說法是，當丁、梁二人向曹云祥推薦李濟時，曹一開始欲聘李為研究院專職教授，與前四人所戴的帽子等同，搞出個“五大導師”，即當年西蜀霸主劉備手下“五虎上將”的陣營，以威天下。當研究院籌備處主任吳宓奉命與李濟接洽后，發(fā)現(xiàn)情況并不如曹校長所想的那樣簡單，對田野考古發(fā)掘工作特別傾心的李濟，因此前與畢士博已經簽約，不太愿意完全放棄在費利爾藝術館考古隊的工作，但又不忍舍其回母校效勞的機會，是否到清華做全職教授猶豫不抉，他向吳宓提出的公開理由是，怕不能“常年住院，任教授與指導之事”。此兩難情形由吳宓稟報曹云祥，經過曹、梁、吳、丁等人共同商談，認為李濟雖然年輕，但畢竟是中國第一位攻讀人類學的“海龜”，其學術前景不可限量，決定采取讓李濟一擔挑的方式兩頭兼顧，聘為特別講師。丁文江更是不遺余力地對李勸說，認為清華研究院的工作性質與南開畢竟不同，在南開是純粹的教書，而在清華則以研究為主，所帶學生不過幾人而已，謂李“不要放棄作第一手科學研究的機會”云云。李濟聽了丁的勸導，遂欣然就聘。此情形在《清華周刊》第345期“新聞”欄曾有披露，文曰：“26日，李先生來校，與吳宓博士晤談。聞校中擬請其任教授，惟恐有礙Bishop（畢博士）先生方面之考古事業(yè)，則李先生暫任講師云云”。另吳宓在日記中也有如下記述：“下午二時，李濟如約來，愿就聘。以特別講師為宜。”

    據(jù)清華國學研究院院史研究專家孫敦恒稱，這一聘法是按當時清華學校的有關規(guī)章制度辦事的，如此聘任者并非李氏一人，稍后與李濟一同去山西進行考古發(fā)掘的袁復禮，因先任職于地質調查所，來清華講課，被聘為清華新制大學部地質學講師。再后，著名學者梁漱溟、馬衡被聘為清華國學研究院講師，也是因為二人都是北大的在職教授。另一個更典型的例子是，趙元任此時已是正式入圍“四大”之一的教授，但自1929年他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擔任研究員，并兼任語言組主任后，再來清華授課，其頭上頂?shù)囊彩侵形南抵v師銜的帽子。

    據(jù)清華檔案館所藏《研究院紀事》稱，1927年6月，清華學校評議會在討論李濟函詢其下年度待遇問題時，議決：“如畢士博方面仍續(xù)約，則本校繼續(xù)聘李濟為研究院講師；如畢士博方面不續(xù)約，則本校聘李濟為大學部教授。結果畢士博繼續(xù)聘李濟與之一同進行考古發(fā)掘，李濟下年度仍任研究院講師。”

清華國學研究院共有幾位導師？昨天晚上，中央電視臺的周文福兄發(fā)來短信，大意是說他主持制作的清華百年特別節(jié)目“記憶大師”，將于4月23日，也就是本周星期六晚22點10分于央視10頻道播出，讓我觀看并提寶貴意見云云。記得三天前，文福兄就此事與我說過幾句，我問是拍的什么人物，周兄答：“是清華國學院的四大導師”。我說：“國學院有五位導師，要拍也要拍五位，不應該只拍四位扔掉一位，況且這最后一位還是考古學家李濟，而考古是有畫面可以出精彩鏡頭的。”周說：“大家流傳四大導師，就拍了四大，李濟沒有拍。”我只能表示遺憾。 在清華大學建校一百周年與“大師記憶”即將開播之際，我在此說幾句清華國學院的導師問題，以請列位方家指正。或許這個話題，對研究清華校史有些補益。 清華園內荷塘月色匾牌按照通常流行的說法，清華國學研究院有“四大導師”。“四大”沒錯，但以為整個國學院的導師共四位那就錯了。清華國學院終其一生，稱為導師者共五位，除了王、梁、陳、趙“四大”，第五位就是“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 清華國學研究院師生合影，從左至右為：講師李濟教授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后為學生。時陳寅恪尚未到校。 1925年2月，在校長曹云祥主持下，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籌備處鳴鑼開張。此前，因提倡白話文而暴得大名的胡適建議曹校長采用宋、元書院的導師制，并吸取外國大學研究生院以學術論文為專題研究法來辦研究院。曹校長深以為然，首先聘請由清華出身、美國哈佛大學學成歸國的一代名士、年僅32歲的吳宓（字雨僧）主持研究院籌備處事宜，并讓吳拿著自己簽發(fā)的聘書一一聘請。很快，在學界聲名顯赫的王國維、梁啟超與在國外的趙元任、陳寅恪相繼被聘為教授。——這就是當年令天下學界為之震動，被后世廣為流傳并影響深遠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教授”或“四大導師”。 當年任教于清華的吳宓清華校方為聘請“四大導師”來校任教，可謂不遺余力，其中一個被后世廣為稱道的鮮明特點是重視真才實學，不慕虛名，不輕信文憑。在“四大”之中，只有趙元任一人懷揣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證書，而王、梁、陳等三位均無博士、碩士頭銜，甚至連學士學位也未拿到。梁啟超的“文學博士”稱號，則是他到了清華國學院任教之后由美國耶魯大學贈予的。盡管頭上沒有金光閃閃的博士帽子，但三位卻學貫中西，思想、學問博大精深，堪稱當之無愧的學術大師。年輕的陳寅恪放洋十六載，于哈佛、柏林等美國、歐洲名校轉過一遍，終未能揣得一張博士文憑回來，完全是為求知而讀書。當年在哈佛大學讀書的中國學子，陳寅恪、吳宓、湯用彤等三人被譽為“哈佛三杰”，風頭強健，為同輩所矚目。而陳寅恪更是駿馬中的“赤兔”，其學問之廣博精深，已達出神入化之奇境。許多年后，對于陳寅恪的學問人品，吳宓曾不無感概地說道：“一九一九年一月底二月初，陳寅恪君由歐洲來到美國。先寓康橋Cambridge區(qū)之 Mt.Auburn街。由俞大維君介見。以后宓恒往訪，聆其談述。則寅恪不但學問淵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會之內幕。例如，于巴黎妓女及秘密賣淫之生活實況，又歐美男女遲婚、不得嫁之痛苦及流弊，述說至為詳切。……其歷年在中國文學、鳴學及詩之一道，所啟迪、指教宓者，更多不勝記也。”縱觀吳宓一生的為人為學與人格品行，此話當是處于真心仰慕之情而發(fā)之。 1937年抗戰(zhàn)前，陳寅恪與夫人女兒一家在清華園 至于這“四大教授”或“四大導師”的稱號最先由誰呼起，后來的研究者已難考證，據(jù)趙元任夫人楊步偉回憶：“‘四大教授’這個稱呼，不是我們自謅的，這實在是張仲述找元任時信上如此說，第一次見面也是如此說。而校長曹云祥開會時也是如此稱呼的。……其實正式名稱是‘四位導師’”[3 ]張仲述即當年與趙元任、胡適等人一同赴美留學的張彭春，屬于1910年清政府庚款第二批直接留美生；亦即南開大學創(chuàng)辦者張伯苓胞弟，時任清華學校教務長。趙元任到清華做教授，主要是張的舉薦，而陳寅恪則得意于吳宓與王、梁二位導師的薦舉。當年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就設在這座建筑物里楊步偉所說，是李濟進清華之前的事，當李氏入主國學院之后就成為五位導師了。 1896年6月2日生于湖北鐘祥縣的李濟,字濟之，4歲入書房從一個表叔開始念“盤古首出，天地初分”之類的古書。據(jù)李濟的學生、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說：“他那表叔，是一個老秀才，最喜歡打悶棍，所以他（李濟）現(xiàn)在雖說記不清楚得了他多少的教育的益處，卻記得那頭上發(fā)了幾次塊壘。”這些故事是當年李濟在臺灣大學教書時告訴張的，張聽后覺得很可笑，但又不否認是一種事實存在。1907年，李濟隨時為小京官的父親進入北京兩個著名中學之一——南城的五城中學（北師大附中前身）讀書，14歲考入清華學堂。關于這一人生轉折，用李濟后來的話說“等到清華招考的時候（也就是宣統(tǒng)二年），雖說有很多人不愿意送子弟進洋學堂，但也有一部分人送他們的子弟去考，而我就是一個，并且我僥幸的是考取了。所以，我進清華還是在前清的時候。進了清華半年，暑假以后就遇到了辛亥革命。雖說政治上起了變動，清華并未停課，秋天我仍然進了學校。” 到了1918年，即一個叫列寧的世界級政治人物領導俄國工人“一聲炮響”奪取政權之后，突然受到一個叫卡普蘭的女特務刺殺，差點丟了性命的那一年（見蘇聯(lián)電影《列寧在一九一八》）；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11月）的那一年。李濟結束了八年的清華學習生活，以官費生的身份，悄然無聲地去了西方屬于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美利堅合

    關于這段公案，李濟之子李光謨后來有一補充推斷：“可能李濟教的是人類學、考古學，不被人們視為‘國學’，登不上大雅之堂；再則——這一點或許最關緊要，李濟受聘入國學院時，年齡尚不足二十九歲，太不夠‘大師’的身價了。當時的助教和第一、二兩屆研究生里，比李濟年長好幾歲的也不乏其人。盡管如此，他確是貨真價實的導師，也是第一位以特約講師身份任研究生導師的，這是有官方文件為證的。對此，季羨林教授在1992年主持紀念趙元任先生百歲誕辰的座談會的發(fā)言中明確提到，成立時的導師應是五位，其中李濟之先生當時的職稱是講師，但他屬于五位導師之一。”李光謨在分析了幾乎與孫敦恒所述清華的聘任制度之后，又說“看來，清華國學研究院終其‘一生’（四年之久），也僅僅在第一批導師中有四位是教授銜的，稱他們?yōu)?#8216;四大’，也的確是實至名歸。”

    或許，這便是李濟沒有被后世譽為“五大”之一，而只稱“五位”之一的緣由吧。

    當然，那時的李濟并不知道日后會為“幾大”與“幾位”問題，產生如此繁亂的糾葛與爭論，他只是帶著自己的興趣與志向滿懷激情地走進了清華園去實現(xiàn)他的理想。從當年清華的“官方文件”上看，李濟以大師的身價、講師的頭銜做了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導師之后，擔任的課程先后有普通人類學、人體測量學、古器物學、考古學等，其間還主持了一個考古學陳列室并兼任歷史系教授。令人稍感遺憾的是，他在清華國學院任教期間，重點指導的研究生只有一個半。一個是后來龍山文化和南詔文化的發(fā)現(xiàn)者、著名考古學家吳金鼎，另半個是徐中舒（徐為第一屆研究生，主要從王國維研讀古文字學與殷周民族史，故在李濟的名下只能算半個。本文部分內容引自《南渡北歸》岳南著）。

，與吳宓博士晤談。聞校中擬請其任教授，惟恐有礙Bishop（畢博士）先生方面之考古事業(yè)，則李先生暫任講師云云”。另吳宓在日記中也有如下記述：“下午二時，李濟如約來，愿就聘。以特別講師為宜。” 據(jù)清華國學研究院院史研究專家孫敦恒稱，這一聘法是按當時清華學校的有關規(guī)章制度辦事的，如此聘任者并非李氏一人，稍后與李濟一同去山西進行考古發(fā)掘的袁復禮，因先任職于地質調查所，來清華講課，被聘為清華新制大學部地質學講師。再后，著名學者梁漱溟、馬衡被聘為清華國學研究院講師，也是因為二人都是北大的在職教授。另一個更典型的例子是，趙元任此時已是正式入圍“四大”之一的教授，但自1929年他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擔任研究員，并兼任語言組主任后，再來清華授課，其頭上頂?shù)囊彩侵形南抵v師銜的帽子。據(jù)清華檔案館所藏《研究院紀事》稱，1927年6月，清華學校評議會在討論李濟函詢其下年度待遇問題時，議決：“如畢士博方面仍續(xù)約，則本校繼續(xù)聘李濟為研究院講師；如畢士博方面不續(xù)約，則本校聘李濟為大學部教授。結果畢士博繼續(xù)聘李濟與之一同進行考古發(fā)掘，李濟下年度仍任研究院講師。” 關于這段公案，李濟之子李光謨后來有一補充推斷：“可能李濟教的是人類學、考古學，不被人們視為‘國學’，登不上大雅之堂；再則——這一點或許最關緊要，李濟受聘入國學院時，年齡尚不足二十九歲，太不夠‘大師’的身價了。當時的助教和第一、二兩屆研究生里，比李濟年長好幾歲的也不乏其人。盡管如此，他確是貨真價實的導師，也是第一位以特約講師身份任研究生導師的，這是有官方文件為證的。對此，季羨林教授在1992年主持紀念趙元任先生百歲誕辰的座談會的發(fā)言中明確提到，成立時的導師應是五位，其中李濟之先生當時的職稱是講師，但他屬于五位導師之一。”李光謨在分析了幾乎與孫敦恒所述清華的聘任制度之后，又說“看來，清華國學研究院終其‘一生’（四年之久），也僅僅在第一批導師中有四位是教授銜的，稱他們?yōu)?span lang=EN-US>‘四大’，也的確是實至名歸。” 或許，這便是李濟沒有被后世譽為“五大”之一，而只稱“五位”之一的緣由吧。 當然，那時的李濟并不知道日后會為“幾大”與“幾位”問題，產生如此繁亂的糾葛與爭論，他只是帶著自己的興趣與志向滿懷激情地走進了清華園去實現(xiàn)他的理想。從當年清華的“官方文件”上看，李濟以大師的身價、講師的頭銜做了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導師之后，擔任的課程先后有普通人類學、人體測量學、古器物學、考古學等，其間還主持了一個考古學陳列室并兼任歷史系教授。令人稍感遺憾的是，他在清華國學院任教期間，重點指導的研究生只有一個半。一個是后來龍山文化和南詔文化的發(fā)現(xiàn)者、著名考古學家吳金鼎，另半個是徐中舒（徐為第一屆研究生，主要從王國維研讀古文字學與殷周民族史，故在李濟的名下只能算半個。本文部分內容引自《南渡北歸》岳南著）。附件： （點擊圖片開始閱讀） 《南渡北歸2：北歸》：當當網購買地址 卓越網購買地址《南渡北歸1：南渡》：當當網購買地址卓越網購買地址 《南渡北歸》第三部〈離別〉，卓越網今日開始預售點擊——http:t.cnhdGyX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