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以正①治國，以奇②用兵，以無事取天下③。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④：天下多忌諱⑤，而民彌貧；人⑥多利器⑦，國家滋昏；人多伎巧⑧，奇物⑨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圣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⑩；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譯文]

以無為、清靜之道去治理國家，以奇巧、詭秘的辦法去用兵，以下擾害人民而治理天下。我怎么知道是這種情形呢？根據(jù)就在于此：天下的禁忌越多，而老百姓就越陷于貧窮；人民的銳利武器越多，國家就越陷于混亂；人們的技巧越多，邪風(fēng)怪事就越鬧得厲害；法令越是森嚴，盜賊就越是不斷地增加。所以有道的圣人說，我無為，人民就自我化育；我好靜，人民就自然富足；我無欲，而人民就自然淳樸。

[注釋]

1、正：此處指無為、清靜之道。

2、奇：奇巧、詭秘。

3、取天下：治理天下。

4、以此：此，指下面一段文字。以此即以下面這段話為根據(jù)。

5、忌諱：禁忌、避諱。

6、人：一本作“民”，一本作“朝”。

7、利器：銳利的武器。

8、人多伎巧：伎巧，指技巧，智巧。此句意為人們的伎巧很多。

9、奇物：邪事、奇事。

10、我無為，而民自化：自化，自我化育。我無為而人民就自然順化了。

[引語]

在二章、五章和十章里，老子已將天道自然的思想，推之于人道，提出了“無為而治”的思想。在本章里，老子以“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而邦家滋昏；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法令滋章，而盜賊多有”反證應(yīng)以“無事取天下”，皆末托“圣人”之言，長言無為之治，章法井然。老子生活的時代，社會動亂不安，嚴峻的現(xiàn)實使他感到統(tǒng)治者依仗權(quán)勢、武力、肆意橫行，為所欲為，造成天下“民彌貧”、“國有滋昏”、“盜賊多有”的混亂局面。所以老子提出了“無為”、“無靜”、“無事”、“無欲”的治國方案。他的政治主張在當(dāng)時不可能被執(zhí)政者所接受，也絕對沒有實現(xiàn)的可能性。總之，這一章是他對“無為”的社會政治觀點的概括，充滿了脫離實際的幻想成分。但這對于頭腦清醒的統(tǒng)治者為政治民，是會有益處的。

[評析]

先說“以奇用兵”。《道德經(jīng)》不是兵書，但其中不排除有關(guān)于軍事方面的內(nèi)容，這是我們在前面章節(jié)里已經(jīng)說到的問題。例如本章講“以奇用兵”，實際上講的是軍事問題。在老子的觀念中，用兵是一種詭秘、奇詐的行為，因而在用兵時就要注意想奇法、設(shè)奇計、出奇謀，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出奇制勝。這表明，老子的用兵之計與治國安邦有截然的區(qū)別，即用兵要奇，治國要正。“以奇用兵”實際就是要變化莫測、神出鬼沒。戰(zhàn)爭是一種不正常的現(xiàn)象，是國家政治無法正常運軌時不得已而采取的下策。老子反對戰(zhàn)爭，但戰(zhàn)爭卻不可避免。因此，老子在《道德經(jīng)》里就不能不提出自己的見解。這個“以奇用兵”之計，不是為昏君、暴君出謀劃策，而是為弱者、為正義之師設(shè)想的。

再說第二層意思。老子說“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這是老子對國計民生的具體思考。胡寄窗寫道：“老子把工藝技巧認定為社會禍亂的原因，他們要求廢除工藝技巧，甚至認為盜賊之產(chǎn)生也是由于工藝技巧的關(guān)系”，“可見他們對工藝技巧的深惡痛絕。堅決反對工藝技巧是道家經(jīng)濟思想的特點。初期儒家并不根本反對工藝之事，只不贊成儒者從事工藝，甚至有時還承認工藝的重要作用。墨家之推重工藝自不必說。戰(zhàn)國后期的儒法各學(xué)派，雖鄙視工藝，但尚肯定工藝之社會作用。只有道家才錯誤地把工藝看作是社會禍亂的根源。”“老子反對工藝技巧的這一觀點，非常奇特，與戰(zhàn)國各學(xué)派以及戰(zhàn)國以后各封建時期的思想都迥然不同。這一觀點本身不僅是消極落后，而且是反動的。”（《中國經(jīng)濟思想史》上，第211頁）這種分析雖有其道理，但我們感到還有一些問題需要再作分辨。老子重視“無為”，重視“質(zhì)樸”，重視“勤儉”，他反對工商的觀點有其指導(dǎo)思想的原因，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陀^地講，老子并不是籠統(tǒng)地、絕對地反對工商，他主要反對的是統(tǒng)治者借工商積斂財貨，過奢侈豪華、醉生夢死的荒淫生活，并不反對老百姓求富，因為在本章中，老子說“我無事，而民自富”。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證據(jù)?；\統(tǒng)地講老子反對工商業(yè)的發(fā)展，恐怕還要再找一些論據(j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