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與名教——木陳道忞之變節(jié)

編輯：荒木見悟 著 西 戈 譯 來源：閩南佛學(xué) 時間: 2007-3-28 16:38:50 瀏覽次數(shù)：674

　　內(nèi)容提要：本文通過對木陳道忞（1596－1647）在明清王朝更迭之際的政治立場的轉(zhuǎn)變，運用大量歷史資料，論證了江南叢林有關(guān)佛教與名教之間的困境意識，特別是道忞北上與順治帝論法所帶來的觀念沖擊，揭示了佛教與政權(quán)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真實本相。
　　關(guān)鍵詞：明清之際、佛教與名教、木陳道忞、《北游集》
　　作  者：荒木見悟，日本九州大學(xué)名譽教授，明清佛教思想史家。
　　譯  者：西戈，為九州大學(xué)博士。
　　一
　　被稱為臨濟中興之祖的天童密云圓悟（1566－1642）圓寂于明崇禎十五年七月七日，次年，緊繼其后的弘覺道忞（1596－1647）成為天童寺住持，時年道忞四十八歲。對于其間經(jīng)歷，道忞曾總結(jié)說：“某弱歲入宗門，曰：稽古太上，高風(fēng)逸韻。若汾陽趙州輩，心竊向往之。凡就大有道者十余家，中間五年黃檗（即無念深有，1544－1627），又十五年先師（即圓悟），摩歷叢林頒白矣。乃道不勝習(xí)思，日脧月削，而學(xué)無成焉，亦長眠豐草已耳。”（集、卷二十八，《復(fù)涼泉承關(guān)主》）
　　關(guān)于上述二人中的圓悟，如道忞所撰《密云行狀》中所說，乃是以其峻烈之禪風(fēng)風(fēng)靡一時的人物。道忞曾稱頌說：“天蓋假師，一掀翻露布，洞示真元。后三十年來，說法之式，復(fù)返正始者，師實啟之。”（同上）但是，相對于法統(tǒng)十分明顯的密云圓悟來說，人們對無念深有的法系則不詳，屬法嗣不詳者。道忞本人后來在回答順治帝“無念和尚，誰之法嗣”之質(zhì)疑時，也說：“念師于七尖峰大休和尚言句下起疑得悟，實未見休也。”（《北游集》卷二，第二頁）。至于無念深有受李卓吾啟發(fā)而大悟一事，筆者已在另一文中有所論述。在無念深有身邊服侍了五年的道忞自然不會不知道吧。然而他卻只字未提。非但如此，當(dāng)順治帝將金圣嘆與李卓吾斷之為“才高而見僻者”時，也隨聲附和。（同上，卷三，頁十）。事實上，道忞曾目睹深有“山寺岑寂，無外檀歲，食力不瞻” （同上，卷二十五，第九頁）簡素?zé)o欲的修行生活，而決不向當(dāng)權(quán)者伏首貼耳。參照道忞本人晚些年所寫的行狀，可知道忞對此是印象深刻的。
　　道忞入住主天童寺的第二年即甲申年三月（1644），李自成率起義軍急襲北京，毅宗帝在煤山自縊。明王朝事實上已經(jīng)滅亡。在前此不久的一次坐堂時，道忞拈香曰：“此一瓣香，至高無上，至厚無垠，向爐中，端為今上皇帝。祝延圣壽萬歲萬歲萬萬歲，伏愿堯仁廣被萬方，履戴地天；舜德恒明八表，就仰云日。”（《弘覺語錄》卷一，第二頁）這本來是宗門拈香之際的禮儀性表達，在此卻完全籠罩在預(yù)感到亡國危機迫在眉睫的陰影之中。正因如此，當(dāng)國變的噩耗傳來，給他所帶來的打擊何等沉重：“鳳闕崩頹于暴雨，悲深麥秀之歌；瓊枝逆折于飄風(fēng)，怨切黍離之嘆。”（集，卷十七，《烈皇帝薦嚴疏》）這當(dāng)是道忞的真情流露。
　　道忞的示教被寄存于一個名叫吳生的居士（號紫庵，1589－1656）手中。他是一個曾于崇禎十五年六月榮升到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xué)士的人物。因其后戰(zhàn)局惡化，他又拙于用兵之術(shù)，被懷疑喪失戰(zhàn)心而觸怒龍顏，于次年十一月流放于云南金齒。十七年（甲申）滯留于南康，聞北京陷落之報，盡管福王自立于南京，自己赦免得還，但他卻稱病引退于潭溪西村（湖南）。他在目睹明朝交替之際執(zhí)筆而成的《寤言》自序中稱：“嘗攜明陽先生集，時時觀覽，亦知其言與程朱相互發(fā)明，初無同異。”他提出了朱王一體化的主張，反對陽明無善無惡之說類于禪的說法（卷上，十一頁），贊同李卓吾“為近日失身喪國者作俑”（同上）這一評語，并認為主張四大皆空的佛教，有別于重視人倫禮法的儒家（同上，二十一頁）。但是頑固的名教意識走不通，精神大廈崩塌，使他轉(zhuǎn)而極度關(guān)心禪門，并因此就教于道忞。道忞回信說：“伏承來翰，滿紙忠膏義血，不忍竟讀。于乎，先皇，英主也，乃數(shù)窮百六，喪厥家邦?；厮技咨耆轮?，寧獨閣臺疾首？即草莽如殘，亦復(fù)痛心不已矣。抑聞之：蕩蕩大千，空于覺后：明明六趣，有若華胥。茍正眼觀來，則凡為蝸國，楚亦乾城，又孰存而孰亡？雖然說夢呆前，恐成剩法。不有閣臺之節(jié)義錚錚，彼鼠肝其父子，芻狗我君臣者，必將假托乎斯言，而人道不幾澌滅與。……獨山僧德不足以承先，道無能而啟后。雖私喪有激而發(fā)為言詞者，不過候蟲時鳥自鳴自已，曷足以當(dāng)大方之一噱。”（集，卷二二，《復(fù)紫庵吳相國》）
　　這一書信不管吳生是怎樣看待的，但從對甲申之變痛心不已的敘述來看，其癥結(jié)大約在于把政權(quán)之興亡盛衰視為佛教覺后之空，視為名教意識之散失。
　　本來以甲申之變?yōu)槠鯔C，各地士人表現(xiàn)出了各式各樣的殉難形式，所有這些都沒有逃脫這位宗教家的銳利目光。有某一詞林慷慨激昂欲殉先帝，卻因乘亂蓄財而遭到亂軍酷刑，雖屈節(jié)忍辱而茍延殘喘地存活下來，卻難免于因每日飲酒高會于門生故吏之家，被指為不義之臣投河淹死。對此事件，道忞評論說：“語云‘死有重于泰山，有輕于鴻毛者，’言死貴得其所者。使某詞林知有今日之死，則將死于先皇上賓之日，而名且與天瑯同流矣，奚為受制群兒而以醃醦至死哉！予尤悲夫今之學(xué)者，本為生死事大，乃返依違姑息，不能抵死忘生，與之一決。然日遷而月化，亦逮于死亡，而終無救焉。為可嘆也夫！”（集，卷二五，十七頁）
　　目睹形形色色不光彩的殉死方式，道忞更自覺地認識到貫徹于生死觀之覺悟的禪的緊迫性。那么他對明朝滅亡的原因又是怎樣認識的呢？他認為，責(zé)任不在于天子，而完全是因為蒙蔽了天子的官僚們的墮落橫暴：“山翁氏曰：昔之亡也，非其君昏則其政弊亂，有由然矣。明興三百年，無失道之君，特以官邪敗之。安危故不有數(shù)哉！獨恨彼虎而冠之，腰金衣紫，貴為天子命吏，亦已父母蒸黍矣。奈何肆其貪殘，剝民之膏，吸民之髓，遂俾天怒于上，人怒于下，一朝谷遷陵變，身之存者，要亦無幾。然則彼虎而冠者，亦何樂而亡人之家國哉！”（同上，十五頁）
　　于是乎，這些受了國家大恩卻又將對于舊主的忠誠全然忘佚的不逞之徒遭到了嚴厲批判。可是在這樣的國家大動亂中也必然會波及到佛教叢林，寺院被破壞，財物糧食被掠奪，施主信徒如鳥獸散，寺廟已很難維持了，甚至連道忞本人也不能這樣獨守空門，不得不頻繁移居：貧道謬托人師，德實涼儉。所以循山傍澗，散發(fā)采薇之志。蓋自滄更桑變以來，已矢死靡他矣。不謂業(yè)風(fēng)鼓蕩，爰自甬徂臺，自臺徂越。木偶翻為土偶所笑，竟不知稅駕之鄉(xiāng)耶？（集、卷三二，十三頁，《復(fù)幃燈凌居士》）
　　對于叢林的這種苦境又該如何克服呢？又加以如何整改為好呢？對新王朝抱有更多的期望為時尚早，而且如果回憶起前一個王朝的恩典，也不應(yīng)該有這樣急速的心理轉(zhuǎn)換吧。當(dāng)時逃于禪的士人固然很多，但其中大部分則是出于世俗的意欲而到佛寺來避難，并不是對于求道有格外的熱情，反過來無寧說是寺院招徠了一批食客。他們既不殉節(jié)，也不因愛國而舉義軍，而只不過是把政治中間地帶的寺院作為他們喪魂落魄的寄身所而已。即使是道忞本人并非為了要用已具有的卓越見識來鞭撻他們，而是不得不接受由于外界突變而帶來的迫不得已的命運，除此之外找不到改變現(xiàn)狀的良策。他沒有象大慧宗杲渾身燃燒著維護國家的回天氣概，只能無可奈何地滑落到低調(diào)的因果報應(yīng)論上去了：“經(jīng)云：隨其心凈則佛土凈。今土之不凈如此，豈天災(zāi)人禍之為與？皆由我輩往昔縱貪瞋呆，恣無明焰，不自凈其心之過耳。居今之世，茍能改往修來，自可轉(zhuǎn)禍為福。業(yè)旋消故殃不造，新將見天宮佛國，不難隨愿受生，亦安往而不得其樂郊哉！雖然世界等空華，諸佛同幻夢，自弟觀之，且如海上蜃樓，假有非實，而況其凡乎？古之至人在樂不荒，處憂不困，明斯道也。”（集、卷三二，《復(fù)包兄元儒林居士》）
　　在此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道忞把歷史潮流歸結(jié)為個人因果報應(yīng)的觀念論，而看不到高揚心力可以改變歷史潮流。因果之否定是非佛教的，但把災(zāi)厄責(zé)任完全推諉成個人的孽債，視為一般論硬塞給眾生界，作為大乘佛教徒是在逃避責(zé)任。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他曾把亡國的責(zé)任推給了官僚士大夫，但當(dāng)新官僚蜂涌出至?xí)r，對官僚的抨擊也開始偃旗息鼓，道忞變成了“人生一飲一啄，莫非前定”（集，卷二九，《與徑山古囊監(jiān)院》）式的宿命論者。他雖然還在指責(zé)官兵（明朝軍隊）的暴虐，但對清兵的抗議卻全然聽不到了：“無含生所以流轉(zhuǎn)不息者，良由無始世來，不覺遺真循炤。因炤生能，因能生所，于無同異中，突生同異。……經(jīng)云：‘十方虛空，生汝心內(nèi)，猶如片云點太清里。’佛言豈誣也！”（集、卷二二，《與念尼王海憲》）如此看來，道忞走向變節(jié)的過程，是著著有用心的了。
　　二
　　《法華經(jīng)》安樂行品中有禁止說佛法者隨便親近國王、大臣等官憲一節(jié)。過了萬歷年間就有犯此禁，象著魔似地玩弄禪機，以至于在官場具有巨大的發(fā)言力，反過來中了宦官的計謀而在獄中自殺，這就是紫柏達觀。這一事件給教界以極大的沖擊，給叢林帶來了對政治發(fā)言要謹慎的深刻教訓(xùn)。在回顧明末教界動向時，道忞曾作如是說：“有明隆萬間，心燈微于世。其以說通無礙，職使如來者，在三學(xué)之輩，不乏其人。至若稱法社特起之雄，則無逾杭之云棲宏、燕之達觀可、東吳之雪浪恩、西吳之憨山德清為尤著。然諸師或過于高遠，一于超放，未免后昆有不可企及之嘆。求其下學(xué)而上達，庸德而中行，禪凈俱修，三根普被，則云棲老人其庶幾焉。”（集，卷十四，《凈明院恩修惟公塔銘》）
　　達觀與袾宏的宗派風(fēng)格是截然相反的， 這在他們在世時就被認識到了。但在這里，必須注意到的是道忞將云棲之宗風(fēng)評為第一等級。這篇文章是在甲申之變后執(zhí)筆的，正因為道忞小心謹慎地面對險惡時局，擔(dān)心“弘法臺垣，竟以無妄罹災(zāi)。”（集，卷三一，《復(fù)松交顧比部》）所謂“弘法臺垣”，應(yīng)該是以某種形式與政界有接觸，但其被投入監(jiān)獄的理由卻不很明確。
　　“四安樂行，以不得親近國王大臣為說法者誡。當(dāng)知親近國王大臣者，必不安樂者也。但是弟拙直不營之人，偶為憲臣所知耳，非弟有以親近之也。乃亦橫遭吏議，此則宿業(yè)所召。語曰：‘作福不如還債。’弟實深慶，從此往愆昔尤，又得清楚一樁矣。”（集，卷二十七，《與通玄林和尚·第五書》，著重號為筆者所加，下同）
　　這是寫于順治八年，也就是甲申之變七年后。在此三年前，覺浪道盛（1529－1659）就被投入監(jiān)獄，說明政府對佛教的干涉是很嚴厲的。這里值得注意的是道忞與后來已和他嚴重對立的法侄——繼起弘儲（1605－1672）也一起被投入監(jiān)獄（集，卷三，頁2）。此時二者幾乎是處于同一起跑線上的。追尋二者的蹤跡很有象征性，對此我們下文再行討論。反正第二年二月被赦免歸山后，道忞是把弘儲引為刎頸知己來看待的。那么，被釋放后道理又是怎樣看待這一災(zāi)難的呢？
　　“明夷蒙難，在昔圣賢，莫可殫紀。至若山僧，又不足多言矣。東甌之質(zhì)，自是業(yè)種，五百生前，豈當(dāng)事者有成心于我輩哉！即有成心愈征，夙負難逃。此我輩學(xué)佛之徒，明見三世因果，而不從違世儒諉天與命之說也。”（集，卷三一，《復(fù)予安王孝廉·第二書》）
　　他如此自負地認為三世因果論已經(jīng)超出儒教天命論范圍，隨著王朝交替的逐漸趨于平靜，太平中寺塔復(fù)興的征兆已經(jīng)得見時，道忞也將佛法之興隆寄托于清王朝了：
　　瀛國為僧全后尼，
　　大元于宋豈偏私。
　　興亡自古有天命，
　　斬艾徒多曷爾為？
　　（集卷二，第三頁，雜詠第三首）
　　詩中所說的大元其實可說是大清，而宋可說是明，從中可以看到道忞對清王朝的統(tǒng)治已經(jīng)采取完全容忍的態(tài)度了?，F(xiàn)在天命已由大明轉(zhuǎn)向大清，正因為肯定了這一歷史的轉(zhuǎn)變，作僧人的身分才得以保證。
　　隨著時局的安定，動亂期被破壞了的佛寺也逐漸得到復(fù)興，僧侶生活與課業(yè)也逐日地安定下來。而帶來這種局面的人是漢人還是夷狄，則并非是他們所主要關(guān)心的了。京城南方有個海會寺創(chuàng)始于嘉靖年間，又在萬歷年間由慈圣太后增修的名剎，明末遭到了焚燒的噩運，在清順治十三年由京城人士復(fù)興，并招憨璞性聰（1610－1666）為住持，宗風(fēng)大振。次年，性聰被招入內(nèi)廷，奏對稱旨，被賜為明覺大師。正是這個機會，使堂塔煥然一新，三年后全部竣工。以下的文字表達了道忞內(nèi)心的喜悅：
　　“今上受天眷命，撫有萬方。其于致福，未索索然也。特于我法，不忘佛屬。維時順治丙申，歲久寺頹，都人士謀欲鼎新，乃削牘命本寺僧走江淮，請今憨璞聰公住持是剎，復(fù)招入禁廷，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乃命結(jié)冬萬善殿，賜明覺禪師號。”（集，卷十一，〈重修城南海會寺〉）
　　正是由于清帝使佛法再興，那末只有在其治下才能進入法運的新時代。喜出過望的道忞忽視了清帝保護佛教，實際上是想讓佛教成為屈從于自己之物，并把佛教變成為收攬民心的一個手段。如此忞道便無視于《安樂行品》之誡條，于順治十六年九月受之召進京，在萬善殿住了約八個月，與帝朝夕談?wù)摲鸱?。其?nèi)容記錄于《北游集》中。此事對道忞到底是否是光榮，從他歸山之后給他朋友見月（1602－1679）的書信中便可充分了解到了。
　　“去秋九月，謬承寵召入京。皇上求道方切，再四慰留。今春大壽，遂不能敬致封祝，殊為歉然。然每于上前揄揚道范，少申企慕之懷。茲者夏五之望，得旨還山。”（集，卷二八，《復(fù)華見月和尚·第二書》）
　　見月六十大壽時，什么敬意都未表示，這很令人吃驚。但我已經(jīng)深沐法恩，在皇帝面前介紹了見月您的高名。這對見月來說真是蛇足之筆。因為見月是當(dāng)時最嚴守戒律、依循佛教制度實行住山規(guī)范的高僧。盡管感到生活之不便，也不愿住在城中，“誓不例諸方熱鬧門庭，愿欲效古人操履模式”（《一夢漫言》卷下）。見月持戒如何精嚴，從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藕益智旭給見月的信中亦可略見一斑：
　　“律學(xué)之偽，將及千載。……近世愍忠大慧律主頗糾正小半，猶未復(fù)佛世芳規(guī)。旭又薄德少福，不足信于人。寤寐永嘆，涕淚交流。大廈將傾，決非一木所支。邇聞座下奮金剛志，秉智慧炬，革弊遵古，喜而不寐。”（《靈峰宗論》卷五之二，《與見月律師》）
　　對于見月讀體、藕益智旭來說，不會把迎合皇帝、期待權(quán)力保護放在眼中，當(dāng)作復(fù)興叢林規(guī)范之第一義的。道忞之榮華對于他們來說，與佛法之隆盛乃是風(fēng)馬牛不相及的。這樣在名教與佛教的關(guān)系上，又怎樣對處呢？名教與佛教之關(guān)系這一重要課題向佛教徒提出來了。
　　三
　　如前所述，道忞在京師滯留的情況在其《北游集》已經(jīng)很詳細了。其開頭就記錄道忞在大內(nèi)萬善殿的語錄。首先道忞有如次發(fā)言：“以手指云：大眾看看，百萬億欄楯階陛，百萬億關(guān)天繒妙寶，百萬億香光云網(wǎng)，百萬億殊勝莊嚴，一一皆由吾皇積修行，百萬億阿僧只善根功德，所共成就于一念間，于此殿中一時出現(xiàn)了也。（卷一，第一頁）這就是說，從一開始就被皇帝尊崇為修行悟道者，從此以后，除了反復(fù)地將阿諛奉承貫穿于始終的問答，便沒有什么貨色了：
　　問：君主有道干戈息，四海人民賀太平。如何是君？
　　師云：當(dāng)今皇帝萬萬歲。如何是臣？師云：班聯(lián)拱玉宸。
　　如何是君視臣？師云：蓋之如天，容之如地。
　　如何是臣向君？歸仰如日就如云。
　　如何是君臣道合？師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進云：五位君臣蒙師指，再求一句報 
　　君恩。師云：國王長壽，天下太平。（卷一，第十頁）
　　如此，道忞既然把皇帝比為“佛心天子”（卷四，第三頁），進而亦就自然將其比之為平定天下動亂應(yīng)該出現(xiàn)的、可與堯舜相媲美的圣帝了：
　　“今得奉天顏八閱月，親見皇上虛懷嗜學(xué)，使生三代，何難與禹湯并駕？惜不幸而生斯世主斯民耳。士問其故。師曰：“世界增減，互為循環(huán)。釋迦丁減劫，出衰周，早已有亡國弒君，不保其社稷者矣。今去衰周將三千年，民性日遷，如江河之就下。惡業(yè)相煽，喪  臻，皆其自作自受，皆其自作自受。所以獻闖奮臂一呼，天下土崩瓦解。向非我皇出而御宇，則生民大有首領(lǐng)之虞。然則，我皇功德，豈不與天瑯同流哉！上與學(xué)士，釋然。”（卷四，第四頁）
　　生民涂炭之苦是他們自身的惡業(yè)之報，與這樣時代邂逅的皇上比起堯舜禹湯來說，不能不說是非常背運的統(tǒng)治者，但是僅從其建立了統(tǒng)一天下的偉業(yè)來說，就可以說是名垂青史的不朽德澤了。任何帶來混亂與不幸的責(zé)任均在生民方面，而將此鎮(zhèn)壓下去的皇上則應(yīng)該說是模范的圣天子。在道忞看來，推翻明朝不是滿族軍隊，而是叛將李自成，平定此暴逆的則是順治帝，如此，“遺民意識”就全然冰釋了，而國民情感也由此可趨于緩和，并要對莊烈帝（毅宗）表示哀悼和同情。由明到清的政權(quán)更迭不是出于清帝領(lǐng)土侵略的野心，而是他不忍看到漢族內(nèi)部紛爭而導(dǎo)致對良民的掠奪暴行以及文化遺產(chǎn)的不斷破壞，所以不得不全土大舉傾巢而出。這也就是順治帝所希望的自我行為正當(dāng)性與漢人融合的基本策略，亦即自己不是征服者，而是受命者。道忞為此準備了最合適的理論。為了夸耀清朝的正統(tǒng)性，他一方面如上所述的以佛教因果論為背景，認為它緩解了民意，另一方面則又對自殺于煤山的莊烈帝表示同情，這大約是最有成效的了。在《北游集》（卷四，第二頁）中，提到順治帝以慘憺的表情看完莊烈帝的八九十幅遺墨，一時沉默無語。道忞對此描述說：
　　“上乃涕洟曰：如此明君，身嬰巨禍，使人不覺酸楚耳。~又言：“近修明史，朕敕群王，不得妄議崇禎帝。又命閣臣金之俊撰碑文一通，豎于隧道，使天下后世知明代亡國罪由臣下，而崇禎非失道之君也。師曰：先帝何修得我皇為異世知己哉！”
　　通過這樣作戲似的回答，莊烈帝在中國歷代王朝史上，由于免遭閣臣之謗議而被掩飾起來了。那么，明朝為何陷入滅亡的境地呢？其原因在于臣下過于不惠，法令過于苛酷，對于歷代都受到尊敬的佛法過于疏慢。當(dāng)“若我朝于三寶決不敢少有輕忽也”之玉音入耳時，道忞立即阿帝之意同調(diào)云：“國家尊崇象教，使忞與天下緇侶得安泉石，真殫躬莫報皇恩矣。”（卷三，第三頁）讀完《北游集》，在許多重要的地方，對順治帝的發(fā)言，道忞隨聲附和的形象是很明顯的。比如順治帝主張科舉要以朱子學(xué)為基準，其他荒謬之說均當(dāng)取締時，道忞便云：“皇上如斯維士風(fēng)，即是培國脈。天下將還淳返樸，再見熙和之象矣。”（卷三，第十三頁）他全然不顧如是之思想統(tǒng)治實際上也包含宗教統(tǒng)治這一事實。順治帝以“師蕘堂”來命名其居室，并于其門上題寫了“生死事大”四字（同上，卷五，第四頁）道忞因此作了“師蕘說”（卷二十四）。所謂“師蕘”即依《詩經(jīng)·大雅·板》篇中“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而起，意在表示天子虛心聽從萬民意見的決心。道忞先是頌揚帝德：“今上居菩薩位，現(xiàn)帝王身，無師智、自然智蓋已積劫圓成。……日應(yīng)萬機直如庖丁解牛于游刃之間，無不恢恢乎其有余地者。”繼而，更贊其虛心坦懷之態(tài)度曰：“虛懷以集忠告，則我皇無心思，眾人之心思皆心思矣；翕受以聽謀猷，則我皇無耳目，而眾人之耳目皆耳目矣。眾人之耳目皆耳目，故耳目斯能及遠；眾人之心思皆心思，故心思可以窮神。窮神極遠，故無幽弗燭，無逖弗周。”這就把皇上比之為具有特異功能的傳神人物了。
　　其后在順治十七年五月十五日，道忞與帝握手話別歸山了（《北游集》卷四，第十六頁），但仍留門人本月旅庵、本哲山曉二人于宮中繼續(xù)從事佛事（集，卷五，第五頁）（參照《宗統(tǒng)編年》卷32，頁247）。
　　四
　　道忞歸山第二年，《北游集》便問世了。這是在教派之間勢力競爭激化之時刊行的，這大約也是夸耀自己受皇上寵愛的優(yōu)越性立場吧。如是他的一連串言行招致了嚴厲的批判目光。此年恰逢繼起弘儲進住金粟道場。弘儲耳聞國變情狀，其門人燮云機（1648年沒）曾作如是描述說：
　　“歲二周旋錫還山，相對于邑，不能成語。欷虛慨思，仍以君國道法為言，無一言及他事。……嗟乎！為人子弟者，不能分憂任事以顯父師之德，雖生猶罔生也。”（《燮云機語錄》，《讀松門軼草》）
　　國運至此已盡，其后不管世情如何轉(zhuǎn)變，這一沉痛哀思都要在他胸中深藏。弘儲一生都堅持名教思想，筆者已在另外的論文中作了介紹，而覺浪道盛也超越教派之別，給弘儲寄去了如下書信：
　　“盛嘗以世界之大，古今之遠，而歷世能主盟此名教宗旨而不可以昧滅者不過數(shù)人，其余皆附和贊成耳。……或此中不能開心見誠感格天下，亦終不濟于名教宗旨，反資其無忌憚?wù)撸猿纱鬂B漏，卻難于挽救也，是故佛圣之道皆貴于至誠無欺。所謂誠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是也。如此誰謂世法出世法有異致哉？歧而二之者，特以名教之于身世，以宗旨之于性命，自相懸絕耳。如仲尼與釋迦會遇，肯自異乎？”（《道盛全錄》卷二七《寄靈巖繼起和上》）
　　只有名教與佛法一體化的天下至誠，才得以貫穿于歷史的變動，才得以導(dǎo)化人心，這是完全符合弘儲的理念的，然而道忞將順治帝稱為“人中天子法中王”（《北游集》卷一，第十三頁）明帝室之事已作歷史的煙波被掃拂而去（或者說已被清帝室取而代之了）。雖然同是提倡佛法與王法一致，但道盛與弘儲刻意于以勝國義理為前提的名教意識，反過來不能不說是無視于現(xiàn)政權(quán)的謬論了。這樣道忞與弘儲便在感情上逐漸地格格不入了。當(dāng)弘儲漫不經(jīng)心地把掛在靈巖上的“密云彌布”扁額摘下來時，道忞竟以辱沒先師痛罵弘儲，這真是將禪家臉面喪失殆盡的最不得人緣的態(tài)度了。在泄其私憤的書信中（集，卷二二《復(fù)靜香周居士》）稱：“夫自有天在以來，便有綱常名教；自有生人以來，便有父子翁孫。今驅(qū)三尺童子，使陵其祖毀其翁，彼固瞿然有所不敢者，何也？天定之倫，性生之分，淪于肌、浹于髓，不可得而攸圉者也。”（若無視于此），是則山僧先師為敗子，于名教為罪人，有不獲戾于上下古今之忠臣孝子志士仁人者乎？他真是“名教”不絕于口了。進而在康熙元年十二月十二日所寫的《杜逆說》（集，卷二四）中將弘儲罵為豚犬不如的負心人。在其次年所寫的《告寂音尊者文》（集，卷二五）中將弘儲及其師法藏（1573－1635）的禪風(fēng)斥之為流弊于一知半解。他說：
　　“由宋至今五百年，未有自謂因師悟入而附師門墻者，有之自靈巖繼起始。夫繼起之師為漢月藏公。實出先師悟和尚之門。先師以其馳騁知解，恐流為荷澤神會之宗，間常移書規(guī)誨之。而藏公遂謂印心于師，庶幾叛去先師。……前秋辛丑，繼起住金粟，金粟蓋先師之道場也。竟公然毀侮先師，糊抹先師名號。……如是則徒可以叛師，子可以叛父，臣可以叛君，三（綱）五（常）之倫，將遂澌滅。奚有于佛祖之道哉！”
　　歪曲了名教論的道忞在這里又以此為盾牌回擊法藏師徒。如果我們繼續(xù)上溯，道忞在編集《密云悟和尚年譜》中的天啟四年條時，記載了圓悟入嘉興海鹽金粟山廣慧寺之事：“冬十月開爐，眾盈千指，四方麟鳳多集座下，而漢月藏為眾首焉。”除此之外，對于圓悟與法藏之間的意見齟齷卻只字不提。而在漢月所著的《五宗原》中對恩師的一味指責(zé)進行了批判，明確提出了自心領(lǐng)悟必須有對宗旨的理解的主張。這大約就是道忞所說的“恐流為知解”吧。其后由于事態(tài)惡化，這一場師徒互相揭丑的論爭不得不收場了。正如黃宗羲對此進行冷靜分析的那樣：
　　“當(dāng)是時，云雖有憾于師，心服其英偉辯博，非及門所及，姑且牢籠之。而及門者多惡其張皇，讒構(gòu)間作。于是有辟妄七書，天下視其師弟子之間若水火焉。然師固未嘗失師弟子之敬，第法門大事，不欲掩以私恩耳。”（《南雷文案》卷六，《蘇州三峰漢月藏禪師塔銘》）
　　而道忞在答順治帝之問時，關(guān)于法藏則作了如下的評述：
　　“漢月藏兄未見先師時，已匡徒領(lǐng)眾。所以先師在廬山即見其語錄。曾謂侍僧曰：‘此人聰明不亞博山，第語欠師承在。緣藏兄負性堅剛，兼之造道英銳，在學(xué)地中，本有悟處。但才高意廣，未免師心自用，喜于鑿空見奇。故其失也流為支離怪誕，如判六祖本來無一物為墮空落外者是也。”（《北游集》卷三，第七頁）
　　聞此，“上覺勃然變色”。如此說來，宮庭上對法藏的批判，大約就是后來雍正帝鎮(zhèn)壓法藏的導(dǎo)火線了吧。但是盡管我們最大限度地收集法藏語錄，也沒找到他專門提及名教之處。法藏去世于崇禎八年，也許此時人們還沒有感到提及名教問題的必要吧。明朝遺民可先舉出徐枋到南岳造訪弘儲是順治五年（永歷二年）的事情，亦即甲申之變后第四年（《徐枋年譜》）。覺浪道盛從金陵造訪徐枋則為順治十二年之事。從這些人物往來進行考慮，弘儲的名教意識應(yīng)是甲申之變后急速釀成的吧。他們共同的意識也可從下面徐枋寄給弘儲的書簡中得到證實：
　　“天下有饑，猶己有饑，古圣之心也。一切眾生病，是故我病，古佛之心也。今于法體違豫之時，而必損大藥以起采薪之憂；山頭絕糧之際，而必損缽粒以充采薇之腹。是兼二心而有之乎？當(dāng)之愧懼不知所任。遙望山頭，稽首，稽首。”（《居易堂集》卷四，十一頁《答老和尚》）
　　這毫無疑問是伯夷叔齊之節(jié)操，是儒佛一體的利他行為的進一步證明。弘儲出家以后仍供奉雙親的木主，并在其所在的山上設(shè)報慈室來進行祭祀。為此，徐枋在其所撰的《報慈室銘》中說道，弘儲俗姓李，因此恥與置莊烈帝于死地的李自成同姓，“此師之所以能盡其孝乎？”進而斷定：“師報慈之一言，則春秋之志也。”這里可以看出二者所共同的名分意識。如上所述，道忞罵弘儲是“子可以叛父，臣可以叛君”，這也從相反方面顯示了二者名教意識的差別。二者都忠孝不離口，但其內(nèi)容竟形同水火。他雖稱引幽溪傳燈之語：“棄俗為僧，當(dāng)遵佛制，彼朝政得失，豈我輩所宜言者？”（集，卷二五，第八頁）以為共鳴，但回過頭來看，則有“為僧者不可逆歷史潮流”，隨即便栩栩然向新政權(quán)暗送秋波了。
　　這樣，道忞最終所撰的自畫像題贊也稱為《無隱道人自撰藏真塔銘》（《百城集》卷二八），認為自己一生中最輝煌的歷程，是順治十六年應(yīng)帝之召入內(nèi)，并特意提及了受封為弘覺禪師。對其主要著述中也舉了《北游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