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史學、文學、藝術（一）

一、史學

司馬遷作通史體的《史記》，上起黃帝，下訖漢武帝。此后，褚少孫、劉歆等多人補撰史事，積累了不少的西漢史材料。東漢初班彪作《史記后傳》，有紀傳共數(shù)十篇。班彪子班固，繼承遺業(yè)，專心精研，前后凡二十余年，修成《漢書》紀、表、志、傳一百篇?！稘h書》前半部多取《史記》，后半部多本《后傳》，班固用力處在于博采群書所長，加以精確的考核，首尾洽通，創(chuàng)立斷代的新體。《漢書》敘事詳備周密，在封建主義的正史體歷史書中，《史記》、《漢書》是最成熟的兩部巨著，后世用紀傳體編寫的正史，沒有一部能超過它們?？鬃幼笄鹈饕院螅抉R遷班固應是杰出的歷史學者。他們都能擺脫舊傳統(tǒng)，開創(chuàng)新體裁，在以《春秋》、《左傳》為代表的周秦史書的基礎上，推動史學向前大進一步。

《漢書》的精華在十志。《史記》八書取法于儒經(jīng)，十志又取法于八書。十志規(guī)模宏大，記事比八書豐富?！堵蓺v志》合并《史記》的《律》和《歷》兩書，《禮樂志》合并《史記》的《禮》和《樂》兩書，《食貨志》補充《史記》的《平準書》，《郊祀志》補充《史記》的《封禪書》，《天文志》補充《史記》的《天官書》，《溝洫志》補充《史記》的《河渠書》，此外又增立《史記》所無的《刑法》、《五行》、《地理》、《藝文》四志。十志比八書詳備，顯然可見。后世正史多有志書，大體依據(jù)十志有所增減。至唐杜佑作《通典》，南宋鄭樵作《通志》二十略，宋元間馬端臨作《通考》，大大發(fā)展了志書體。歷朝典章名物的重要部分，借志書得以保存，八書十志創(chuàng)始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東漢末，荀悅依《春秋》和《左傳》的體裁，撰西漢一朝編年史——《漢紀》。這種體裁經(jīng)北宋司馬光擴充，成為通史體的《資治通鑒》。

東漢會稽郡人趙曄著《吳越春秋》，又有無名氏著《越絕書》。兩書專記本地典故，開方志的先例。此后歷朝文士多作方志（如晉常琚作《華陽國志》），沿至明清，成書更多，構成史書中很大的一部分。東漢和西漢一樣，在史學上都有重大的創(chuàng)造。

二、文學

東漢文學比西漢發(fā)達。《后漢書》特立《文苑傳》，因為文學大體上已與儒學分離，成為文士的一種專業(yè)。東漢文學作品主要是辭賦與五言詩。辭賦是西漢辭賦的末流，五言詩是西漢五言詩的發(fā)展。到了東漢末年和曹魏時，一部分賦別開新境，五言詩則達到古詩的最高峰。兩漢盛行楚辭和古賦?！稘h書·藝文志》的《屈原賦》類，有賦三百六十一篇，加上東漢人所作，篇數(shù)當更多。東漢王逸選兩漢人所作（主要是西漢人，東漢僅王逸一人）與屈原宋玉所作合成一書，并作敘和注釋，稱為《楚辭章句》。王逸所選漢人楚辭，除了確有楚人風格的《招隱士篇》，其余都是模擬之作，但求形似，殊少創(chuàng)意?！哆h游篇》剽襲司馬相如《大人賦》，而王逸指為屈原所作；《惜誓篇》剽襲賈誼《吊屈原賦》，而王逸取《惜誓》不取《吊屈原賦》，足見選篇并不精審。不過，王逸作章句是有功績的。楚辭的音和義，在兩漢是一種專門的學問，經(jīng)王逸采集后得以流傳，使后人讀屈宋文有所依據(jù)。古賦到東漢時作者甚多，大抵模擬西漢人體制，陳陳相因，可有可無。比較有些特色的是大賦，如班固《兩都賦》、張衡《二京賦》和《南都賦》等，取材廣博，按事類排比，在類書未出以前，這種大賦實際上起著類書的作用，因之文學價值雖不高，流傳卻很廣。東漢末年，某些有創(chuàng)造性的作者厭棄陳腐已極的賦體，別創(chuàng)新體賦。這種新體賦以發(fā)抒情感，篇體較小，詞旨清顯，少用典故為特色。趙壹作《窮鳥賦》、《刺世疾邪賦》，一篇不過一二百字。稍后王粲作《登樓賦》，禰衡作《鸚鵡賦》，魏初曹植作《洛神賦》，情致深遠，文境更高。自從有了新體賦，東漢模擬因襲的作風漸漸消除了，賦又成為重要的文學。魏晉人所作賦，不論它的體制大小，一般說來，都是清新可喜，在漢賦外別開新境界。

賦體句法多用整句，影響到散體文，東漢時散體文漸變?yōu)轳夡w文。反過來又影響到賦的句法，整句漸變?yōu)閮洌▽ε季洌?。班固《兩都賦》有“周以龍興，秦以虎視”等句，張衡《東京賦》有“聲與風翔，澤從云游”等句，都是有意識地造成對偶句，借以增加詞句的彩色。此后逐次增飾，到南朝時，對偶既極工整，音節(jié)又復諧和，古賦漸變?yōu)橘劫x。由于聲律的運用愈益熟習，到南朝末年，以庾信為代表，又變俳賦為律賦。所以東漢賦一般是西漢賦的末流，而某些新創(chuàng)卻是后來賦體的開始。

西漢民間流行的五言詩體還沒有被上層士人所采用。到了東漢，著名文士開始作五言詩。應亨《贈四王冠詩》，班固《詠史詩》，傅毅《孤竹篇》（古詩十九首中的一首，《文心雕龍》說是傅毅作）是文士所作最先見的詩篇。此后有張衡作《同聲歌》、趙壹作《疾邪詩》、秦嘉作《留郡贈婦詩》、酈炎作《見志詩》。這些詩篇大抵質木無文，惟《孤竹篇》《同聲歌》最為出色，情致與詞采都達到高境，再發(fā)展便成建安五言詩。

五言詩以外，還有張衡《四愁詩》，王逸《琴思楚歌》，用七言成句。七言詩也見于民間歌謠，不過文士用七言作詩，主要是受楚辭的影響。一句五言詩是兩句四言詩的省約，一句七言詩是兩句五言詩的省約。文句由繁趨簡，含義由簡趨繁，是詩的自然趨勢。兩漢至南北朝五言詩壓倒四言詩，唐以后七言詩超越五言詩，唐宋長短句（詞）沖破五言七言的拘束，元明曲沖破詞的拘束，一個比一個得到較大的自由來描寫個人的和社會的生活。這種主要文學的發(fā)展過程是和社會由簡單發(fā)展到復雜，由低級發(fā)展到高級的過程大體上相適應的，而這種主要文學的首先創(chuàng)造者一定是處在社會下層的勞動群眾。這里說到東漢五言詩開始由民間文學上升為上層文學，因而附帶說一說主要文學的一般發(fā)展規(guī)律。

民間五言詩在分化，上升的部分成為建安諸子所作的高級文學，保持原來形態(tài)的部分則有托名蔡琰的《悲憤詩》和無名氏的《為焦仲卿妻作》兩篇大詩。蔡邕女蔡琰遭亂，沒入南匈奴，生二子。曹操贖蔡琰歸，嫁董祀為妻?！侗瘧嵲姟窋⑹隽麟x之苦，母子之情，激昂酸辛，筆力強勁。詩凡一百零八句，五百四十字。兩漢文士從沒有人做過這樣的長篇，也沒有人表現(xiàn)過這樣的筆力，說蔡琰做這首詩是很可疑的。蔡邕為董卓所尊重，蔡琰被南匈奴虜去，必在王允殺蔡邕以后。詩中說是被董卓驅虜入匈奴，顯然與事實不合。如果說，詩是建安文士所擬作，建安諸子與蔡琰同時，敘事不能如此謬誤。此詩的作者應在民間。因為蔡琰的遭遇，很自然地要引起人們的同情，民間作歌謠，口頭流傳，流傳愈廣，修補也愈多，最后定型為《悲憤詩》那種大篇。

無名氏《為焦仲卿妻作》（《孔雀東南飛》），全詩一千七百八十五字，是詩中罕見的長篇。這首詩敘述建安年間，廬江郡府小吏焦仲卿娶妻劉蘭芝，情愛極篤。焦仲卿母兇暴，劉蘭芝被逐歸母家。縣令郡太守先后遣媒人向劉蘭芝家為自己的兒子求婚，最后劉蘭芝投水自殺，焦仲卿也自縊死。自魏文帝定九品中正法以后，門第的高下區(qū)分甚嚴，詩中說焦仲卿是“大家子”，縣令太守求劉蘭芝為子婦也不以為嫌，詩作于建安年間，似無可疑。詩的形成也和《悲憤詩》一樣，不是某一個姓名失傳的文士所作，而是由口頭流傳的民間歌謠逐漸修補積成大篇。

詩中深刻地描寫在封建禮教下年輕婦女所受到的各種壓迫、首先是婆母的壓迫。婆母是禮教的體現(xiàn)者，她的壓迫是一種基本的不可反抗的壓迫。從這里焦仲卿夫婦之愛與母子之愛間，劉蘭芝與母家的父母兄弟間，都發(fā)生了矛盾?？ぬ貫樽忧蠡椋沟脛⑻m芝又受到阿母和阿兄不同程度的壓迫。最后劉蘭芝逼得無路可走，只好放棄一切希望，走自殺的道路。焦仲卿也只好走同樣的道路。這個悲劇充分揭露了封建禮教的殘忍性與禮教害人的普遍性，也充分反映了劉蘭芝焦仲卿反抗（雖然是消極的反抗）禮教的堅決性與表現(xiàn)在道德上的莊嚴性。全詩用“多謝后世人，戒之慎勿忘”兩句作結束，表示對劉蘭芝焦仲卿和其他受壓迫者的無限同情。這種同情只能從勞動群眾那里得來，誰敢設想禮法之士圣賢之徒會給予受壓迫者以同情呢！

《離騷》以后，這首詩應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二次出現(xiàn)的偉大詩篇。西漢的文學和藝術，一般表現(xiàn)為寓巧于拙寓美于樸的作風。在經(jīng)濟發(fā)展、統(tǒng)治階級肆意剝削縱情享樂的東漢時期，這種作風是不能滿足精神生活的要求的。這就必須變革。但是，東漢又是保守勢力極強固的時期，變革必然受到大的阻礙。要實行變革，非有特殊地位的人出而提倡不可，漢靈帝終于代表變革派擔負起提倡的責任。漢靈帝在政治上是一個極昏暴的皇帝，在文學藝術上卻是一個有力的變革者。他招集辭賦家、小說家、書法家、繪畫家數(shù)十人，居鴻都門下，按才能高下受賞賜。保守派首領楊賜斥責這些人是“群小”，是“驩兜共工”，又一首領蔡邕斥責他們是小才，是俳優(yōu)。因為漢靈帝想利用變革派來對抗太學名士，所以不顧保守派的反對，待變革派以不次之位，讓他們做大官。這樣，文學與藝術在變革派的影響下，開始出現(xiàn)了新的氣象，也就是說，質勝于文的舊作風開始變?yōu)槲馁|相稱的新作風。

這種新作風表現(xiàn)在文學上，就是兩漢至南北朝文學史上最突出的“以情緯文，以文被質”的建安文學。曹操憑借政治上軍事上的優(yōu)勢，逐次統(tǒng)一了黃河流域。東漢末年大喪亂以后，出現(xiàn)一個以鄴都為中心的文學樂園，對全國著名文士的吸引力是很強的。曹操曹丕曹植都是大文學家，都能和文士們相處。曹操殘暴，對待文士卻能寬容。曹丕居太子尊位，曠蕩不拘禮法，例如王粲葬時，曹丕率眾文士送葬。曹丕對文士們說，仲宣（王粲字）愛聽驢叫，我們都叫一聲送他。于是墓前響起一片驢叫聲。這可以想見曹丕和文士們日常相處的態(tài)度。曹植更不守禮法，飲酒無節(jié)，任性而行，是一個純粹的文士。三曹提倡于上，飽經(jīng)災難心多哀思的文士們，忽得富裕的物質生活，安靜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各人的才能都無阻礙地發(fā)揮出來。建安文士，數(shù)以百計，其中孔融、王粲、劉楨、阮瑀、徐干、陳琳、應瑒（音羊yáng）各著文賦數(shù)十篇，聲名最高，稱為建安七子。這時候詩賦駢文都達到最高峰，特別是以曹植為首的五言詩達到最高峰的絕頂?！段男牡颀?#183;明詩篇》評它的特征說，“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正因為氣（情意）、才（辭采）兼?zhèn)?，所以文質相稱，不同于漢詩的質勝于文，也不同于晉以后詩的文勝于質。

建安時文士們還有一種優(yōu)良風氣值得表揚，那就是文學批評的提倡。原來文士們聚在一處，自以為各有所長，彼此不相服。曹丕《典論·論文篇》和《與吳質書》評論當時作者，從眾文士中選出七子，指出七子的長處和短處，極為愜當。想見曹丕在平時不僅善于和眾文士相處，而且也善于引導他們不走歧路。曹丕指出孔融等人都不能持論，理不勝詞，獨徐干辭義典雅，著論成一家言。這是公平的評論。徐干著《中論》二十篇，其中《核辯篇》最為精辟?！逗宿q篇》說“故君子之于道也，在彼猶在己也。茍得其中則我心悅焉，何擇于彼。茍失其中，則我心不悅焉，何取于此。故其論也，遇人之是則止矣。遇人之是而猶不止，茍言茍辯，則小人也，雖美說，何異乎鵙（ ）之好鳴、鐸之喧嘩哉”。曹丕推崇徐干，稱為彬彬君子，足以說明嚴正的議論在文士群中占上風。曹植詩文是眾文士的典范，但他并不因此而自滿。他給楊修的信里說，“世人著述，不能無病。仆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仆潤飾之。仆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仆：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后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嘆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象曹植那樣的大文豪，還歡迎別人“譏彈其文”，“應時改定”，并且也為別人潤飾文章，毫不吝惜。這種健康爽朗的風氣，與“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各以所長，相輕所短”的鄙陋習氣完全相反，建安文學之所以美盛，提倡文學批評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额伿霞矣?#183;文章篇》說，“江南文制，欲人彈射，知有病累，隨即改之，陳王得之于丁廙（音異yì）也”。建安的優(yōu)良作風，保持在南朝，這也是南朝文學發(fā)達的一個原因。

代表建安文學的最大作者是曹操和曹植，大抵文學史上每當創(chuàng)作旺盛的時期，常常同時出現(xiàn)兩個代表人物：一個是舊傳統(tǒng)的結束者；一個是新作風的倡導者。曹操曹植正是這樣的兩個人物。曹操所作詩文，純是兩漢舊音，不過，因為他是撥亂世的英雄，所以表現(xiàn)在文學上，悲涼慷慨，氣魄雄豪。特別是四言樂府詩，立意剛勁，造語質直，《三百篇》以后，只有曹操一人號稱獨步。不是他氣力十分充沛，四言詩是不能做好的。說曹操是舊傳統(tǒng)的結束者，他的四言樂府詩應是一個重要的特征。鍾嶸《詩品》列曹操為下品，是齊梁人陋見，并非公評。曹植文才富艷，思若有神，被曹丕逼迫，滿懷憂憤，發(fā)為詩文，情采并茂。他的五言詩，不僅冠冕眾作者，而且為魏晉南北朝文士開出新門徑。古代韻文在發(fā)展過程中，前后曾受過兩次大的外來影響，因而形成唐以前古體和自唐以后律體的兩大分野。第一次外來（對北方文學說來）影響是楚聲。第二次外來影響是梵聲。

《詩三百篇》中有南（《周南》、《召南》）與雅（《小雅》、《大雅》）兩種聲調，雅（正）聲即華夏聲，南聲即采自江漢流域的楚聲。屈原宋玉作楚辭，在文學上有很高的地位，為文士所模習。楚人劉邦建立漢朝，愛聽楚聲，楚聲盛行全國。漢世相和清商等曲，都屬于楚聲系統(tǒng)。舊的雅聲衰息，雅聲化的楚聲也就成為華夏正聲。唐時楚漢舊聲衰息，雅聲化的梵聲也就成為華夏正聲。楚聲梵聲并不是本身不變而代替雅聲，相反，它們是作為一個新因素被雅聲吸收并消化，因而產(chǎn)生新的雅聲來代替舊的雅聲。雅聲吸收梵聲，開始于東漢末年的音韻學，然后運用入文學。最先運用的文學家就是曹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