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先來看一個藥方：“古錢其銅焦赤有毒，能腐蝕壞肉，但取周景王時大泉五十千，宋四銖、二銖，及梁四銖，北齊常平五銖之類，方可用。”明代醫(yī)藥學家李時珍對這個方子的補充是：“古文錢但得五百年之上者即可用，而唐高祖所鑄開元通寶，得輕重大小之中，尤為古今所重”這些都取自《本草綱目》卷八《金石部·古文錢》的內容，是講“錢”的醫(yī)用藥用價值。卷中還有諸多藥方，如治療“時氣欲死”須用“大錢百文，水一斗煮八升，入麝香末三分，稍飲至盡”，治“急心氣痛”須用“古文錢一個，打碎，大核桃三個，同炒熱，入醋一碗沖服”。李時珍先生用了卷中一個章節(jié)來專門記載此類內容。史學專家王子今先生認為，如果說古錢中的某些成分確有藥效，借以醫(yī)病尚可理解，而所謂“五百年之上者”、“唐高祖所鑄”等等便有些神玄了。這讓人想起魯迅先生對中醫(yī)藥學神秘主義形式的批評。在這里我們不是要分辯其藥效如何，或者中醫(yī)藥高明與否，僅從所舉事例來看，倒是從它的“神秘主義形式”看到了“錢”的神秘力量，或者說是錢的厭勝意義。清代金陵地區(qū)有難產婦女手持“周元通寶”即可順利分娩的習俗——錢的厭勝意義便更加典型了。

 

有學者分析說，清代人用來治瘧疾和難產的“周元通寶”可能不是一般流通領域的同名古錢。傳世的“周元通寶”錢有的背面鑄有日月、七星或龍鳳圖案，它是專門用于厭勝的厭勝錢。不錯，厭勝錢并非一般意義的貨幣，是人們將有特殊意義的文字和圖案鑄在錢幣之上，用來表達避邪趨吉愿望的，或者說是希望借“錢”的神力實現(xiàn)自己的愿望，祈求神靈扭轉自己的命運。

 

從某種意義上講，“錢”的神力幾乎遍及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譬如：有“上梁錢”，中國古代建筑極重視厭勝，上梁是建筑施工很重要的工序，用錢來厭勝避邪是相當重要的一道程序；有“鎮(zhèn)水錢”，將“周處斬蛟”或“錢王射潮”的圖案鑄于錢上，便可為建造堤防工程所用。錢上鑄“太平振宅”文便可鎮(zhèn)宅，鑄“斬妖伏邪”文便可避邪，背上再加“敕令”二字，“錢”的神力可能就會更加彰顯。五月端午，用鑄有五毒圖案的錢可以“禳毒氣”； 出門行旅， 用鑄有“出門大吉”的錢可一帆風順；身帶“狀元及第”錢可助功成名就；持有“五男二女”錢便可實現(xiàn)最完美的生育理想了。毫無疑問，上述事例都屬于民俗現(xiàn)象，有人或許會封一頂“封建迷信”的帽子過來，但是任何一種現(xiàn)象的存在都不是無緣無故、無源無蹤的。

 

為什么一枚小小的“錢幣”竟具有如此神通？古代的中國人又為什么會如此廣泛地借助它來趨吉避兇、祈求神靈的佑護？我們必須從中國錢幣的歷史中去尋找答案。

 

 

根據(jù)錢幣史書的資料可知，中國古代錢幣萌芽于夏，起源于殷商，統(tǒng)一于秦。不過，錢，最初并不叫“錢”。中國古代最早的原始貨幣是“貝”。有學者認為，貝在商代后期已經(jīng)變成交換的媒介物，以貨幣的角色出現(xiàn)于商業(yè)舞臺。郭沫若先生曾有論：“貝在周初本來是一種原始的貨幣，所用的是海貝，學名為貨貝。” 貝在中國貨幣史中的地位是相當重要的，有一個很好的證明是，在我們的漢字體系中凡是與財物有關的字多以“貝”為偏旁，甚至“賢”也從“貝”。“賢”與錢有關系嗎？據(jù)《說文解字》釋：“賢，多財也。”后世引申為“多才”，或許與“倉廩實則知禮節(jié)，衣食足則知榮辱”的觀念有關吧。

 

不過，貝即使最初與“財富”有關，但它與龜甲、玉石等早期的貴重交換物一樣，并不是一開始就以貨幣的面目出現(xiàn)的。

 

從濱海地區(qū)流入內陸的貝，最初是與玉和龜甲等禮器一起，共同行使神權政治文化象征的功能。上古時代的玉禮器和稍后的青銅禮器，以及與占卜巫術關系密切的珠玉、龜貝等，一直是上古文明中具有神秘屬性的權力、財富的象征。特別是龜甲，因為龜?shù)拈L壽和龜甲形狀奇特，歷來被視為能通天人之際的靈物，成為問卜的主要載體。而在《易經(jīng)》中，貝常與龜筮占卜聯(lián)系在一起。在古代龜卜文化中，貝與龜甲可以互換，在交換的過程中，貝的價值可以使龜甲增益，在卜筮中主“大吉”、“永貞吉”。這就賦予貝以神秘的吉祥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