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的紙幣折疊創(chuàng)意-- 不準笑啊，嚴肅點！都是國家領導人呢。

《牛奶可樂經(jīng)濟學》中的解釋是，金屬硬幣上面積狹小，要制作出逼真的正面像很困難，而紙幣上面積較大，印刷復雜精細的正面像能夠增加假幣制作的難度。

【簡介】
　　最早使用紙幣的國家是中國，時間約在公元九世紀。首次在歐洲使用的紙幣是1661年由瑞典銀行發(fā)行的，不過那時發(fā)行紙幣只是權宜之計，并不是作為真正的貨幣。在1694年，英格蘭銀行創(chuàng)立，開始發(fā)行銀單。銀單最初是手寫的，后來才改為印刷品。印刷的銀單一經(jīng)公眾接受就成為真正的鈔票了。
　　目前世界上共有兩百多種紙幣，流通于世界193個獨立國家和其他地區(qū)。作為各國貨幣主幣的紙幣，精美、多側面地反映了該國歷史文化的橫斷面，溝通了世界各國人民的經(jīng)濟交往。目前世界上比較重要的紙幣包括美元、歐元、人民幣、日元和英鎊等。
【紙幣定義】
　　是指以柔軟的物料(通常是紙張)造成的貨幣，由國家發(fā)行的強制使用的貨幣符號。紙幣本身不具價值，雖然作為貨幣的一種，但其不能直接行使價值尺度職能。紙幣是當今世界各國普遍使用的貨幣形式，而世界上最早出現(xiàn)的紙幣，是中國北宋時期四川成都的“交子”。 中國是世界上使用紙幣最早的國家。
【流通公式】
　　流通中實際需要的貨幣量=商品的價格總額/貨幣流通次數(shù)
【交子的誕生】
　　　一、出現(xiàn)背景
　　根據(jù)文獻記載和大量的出土文物考證，我國貨幣的起源至少已有4000年的歷史，從原始貝幣到布幣、刀幣、圜錢、蟻鼻錢以及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之后流行的方孔錢，中國貨幣文化的發(fā)展可謂源遠而流長。到北宋時期，我國出現(xiàn)了紙幣——“交子”。
　　紙幣的出現(xiàn)是貨幣史上的一大進步。錢幣界有人認為中國紙幣的起源要追溯到漢武帝時的“白鹿皮幣”和唐代憲宗時的“飛錢”。漢武帝時期因長年與匈奴作戰(zhàn)，國庫空虛，為解決財政困難，在鑄行“三銖錢” 和“白金幣”（用銀和錫鑄成的合金幣）的同時，又發(fā)行了“白鹿皮幣”。所謂“白鹿皮幣”，是用宮苑的白鹿皮作為幣材，每張一方尺，周邊彩繪，每張皮幣定值 40萬錢。由于其價值遠遠脫離皮幣的自身價值，因此“白鹿皮幣”只是作為王侯之間貢贈之用，并沒有用于流通領域，因此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紙幣，只能說是紙幣的先驅(qū)。“飛錢”出現(xiàn)于唐代中期，當時商人外出經(jīng)商帶上大量銅錢有諸多不便，便先到官方開具一張憑證，上面記載著地方和錢幣的數(shù)目，之后持憑證去異地提款購貨。此憑證即“飛錢”。“飛錢”實質(zhì)上只是一種匯兌業(yè)務，它本身不介入流通，不行使貨幣的職能，因此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紙幣。北宋時期四川成都的“交子”則是真正紙幣的開始。
　　 900年來，“交子”誕生地始終是個謎。
　　據(jù)專家考證，“交子”最早是以私下流通的形式出現(xiàn)的，所以又稱 “私交子”。著名經(jīng)濟史專家、西南財經(jīng)大學貨幣證券博物館館長劉方健介紹說，北宋初年，成都一帶商業(yè)十分發(fā)達，通貨緊張，鐵錢卻流通不暢，于是當?shù)?6家富戶開始私下印制一種可以取代錢幣、用楮樹皮造的券，后來被稱作“交子”。當?shù)卣畛跸肴【嗊@種“新貨幣”，但是這種“新貨幣”在經(jīng)濟流通中作用卻十分明顯，于是決定改用官方印制。但是這兩種“交子”的誕生地卻一直沒人發(fā)現(xiàn)。
　　歷史考證，“交子”最早在成都萬佛寺內(nèi)印制。
　　過去的研究者曾認為，成都東門的“椒子街”應該是當時官方印制“交子”的地方。因為《成都城坊古跡考》對成都東門“椒子街”有這樣的解釋，“一說街名曰‘交子’，以宋代嘗設交子務于此。”
　 　但是當?shù)氐呢泿攀詹丶覍Υ苏f法提出了質(zhì)疑，因為根據(jù)《成都金融志》中的文字解釋：“北宋益州的 ‘交子鋪’實為四川歷史上最早的貨幣金融機構，而益州的交子務則是最早由國家批準設立的紙幣發(fā)行機構。”顯然，說紙幣發(fā)行機構就是印制地，是沒有依據(jù)的。也就是說，沒有直接證據(jù)表明，“椒子街”就是“交子”的誕生地。由于“交子”誕生已900多年，又無具體的實物考證，只有從文獻資料中查找。早在3年前，貨幣博物館的詹星就開始從歷史典籍入手，查找“交子”的誕生地。他從圖書館找來《全蜀藝文志》，查到了元代費著的《楮幣譜》中有一段文字：“元豐元年(公元1078年)增1員；掌典10人，貼書69人，印匠81人，雕匠6人，鑄匠2人，雜役12人，廩給各有差。所用之紙，初自置場，以交子務官兼領，后慮其有弊，以他官董其事。隆興元年(公元1163年)，使特置官一員蒞之，移寓城西凈眾寺。”這說明官方發(fā)行的“交子”印制地就在城西的凈眾寺，不過經(jīng)過了 900余年，現(xiàn)在的成都早已沒有什么凈眾寺了，怎么找呢？后來，經(jīng)過四川南充市的學者丁祖春的幫忙，詹星的查證又深入了一步，原來，凈眾寺最早建于東漢桓帝延熙年間，六朝時名為安浦寺，唐時名為凈眾寺，宋代換名凈因寺，元末明初更名為萬佛寺，明末張獻忠進川后毀于戰(zhàn)火，清代康熙初年重建，仍名為萬佛寺，地址就在成都西門金花橋側。
　　　二、產(chǎn)生原因
　　紙幣出現(xiàn)在北宋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社會政治經(jīng)濟發(fā)展的必然產(chǎn)物。宋代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較快，商品流通中需要更多的貨幣，而當時銅錢短缺，滿足不了流通中的需要量。當時的四川地區(qū)通行鐵錢，鐵錢值低量重，使用極為不便。當時一銅錢抵鐵錢十，每千鐵錢的重量，大錢25斤，中錢13斤。買一匹布需鐵錢兩萬，重約 500斤，要用車載。成都是重要的經(jīng)濟重地，而且，蜀漢通往外界的道路又異常崎嶇難行，因此客觀上需要輕便的貨幣，這也是紙幣最早出現(xiàn)于四川的主要原因。再者，北宋雖然是一個高度集權的封建專制國家，但全國貨幣并不統(tǒng)一，存在著幾個貨幣區(qū)，各自為政，互不通用。當時有13路（宋代的行政單位）專用銅錢，4 路專用鐵錢，陜西、河東則銅鐵錢兼用。各個貨幣區(qū)又嚴禁貨幣外流，使用紙幣正可防止銅鐵錢外流。此外，宋朝政府經(jīng)常受遼、夏、金的攻打，軍費和賠款開支很大，也需要發(fā)行紙幣來彌補財政赤字。種種原因促成了紙幣——“交子”的產(chǎn)生。
　　　三、發(fā)展過程
　　最初的交子由商人自由發(fā)行。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現(xiàn)了專為攜帶巨款的商人經(jīng)營現(xiàn)錢保管業(yè)務的“交子鋪戶”。存款人把現(xiàn)金交付給鋪戶，鋪戶把存款人存放現(xiàn)金的數(shù)額臨時填寫在用楮紙制作的卷面上，再交還存款人，當存款人提取現(xiàn)金時，每貫付給鋪戶30文錢的利息，即付3%的保管費。這種臨時填寫存款金額的楮紙券便謂之“交子”。這時的“交子”，只是一種存款和取款憑據(jù)，而非貨幣。
　　隨著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交子”的使用也越來越廣泛，許多商人聯(lián)合成立專營發(fā)行和兌換“交子”的交子鋪，并在各地設交子分鋪。由于交子鋪戶恪受信用，隨到隨取，所印“交子”圖案講究，隱作記號，黑紅間錯，親筆押字，他人難以偽造，所以“交子”贏得了很高的信譽。商人之間的大額交易，為了避免鑄幣搬運的麻煩，直接用隨時可變成現(xiàn)錢的“交子”來支付貨款的事例也日漸增多。正是在反復進行的流通過程中，“ 交子”逐漸具備了信用貨幣的品格。后來交子鋪戶在經(jīng)營中發(fā)現(xiàn)，只動用部分存款，并不會危及“交子”信譽。于是他們便開始印刷有統(tǒng)一面額和格式的“交子”，作為一種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場發(fā)行。這種“交子”已經(jīng)是鑄幣的符號，真正成了紙幣。但此時的“交子”尚未取得政府認可，還是民間發(fā)行的“私交”。
　　但并非所有的交子鋪戶都是守法經(jīng)營，恪守信用的。有一些惟利是圖、貪得無厭的鋪戶，惡意欺詐，在濫發(fā)交子之后閉門不出，停止營業(yè)；或者挪用存款，經(jīng)營他項買賣失敗而破產(chǎn)，使所發(fā)“交子”無法兌現(xiàn)。這樣，當存款者取錢而不能時，便往往激起事端，引發(fā)訴訟。于是，景德年間（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張泳對交子鋪戶進行整頓，剔除不法之徒，專由十六戶富商經(jīng)營。至此“交子”的發(fā)行始取得政府認可。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設益州 交子務，由京朝官一二人擔任監(jiān)官主持交子發(fā)行，并“ 置抄紙院，以革偽造之弊”，嚴格其印制過程。這便是我國最早由政府正式發(fā)行的紙幣——“官交子”。它比美國（1692年）、法國（1716年）等西方國家發(fā)行紙幣要早六七百年，因此也是世界上發(fā)行最早的紙幣。
　　 “官交子”發(fā)行初期，其形制是仿照民間“私交”，加蓋本州州印，只是臨時填寫的金額文字不同，一般是一貫至十貫，并規(guī)定了流通的范圍。宋仁宗時，一律改為五貫和十貫兩種。到宋神宗時，又改為一貫和五百文兩種。發(fā)行額也有限制，規(guī)定分界發(fā)行，每界三年（實足二年），以新?lián)Q舊。首屆交子發(fā)行1 256 340貫，備本錢360 000貫（以四川的鐵錢為鈔本），準備金相當于發(fā)行量的28%。“交子”的流通范圍也基本上限于在四川境內(nèi)，后來雖在陜西、河東有所流行，但不久就廢止了。
　　宋徽宗大觀元年（1107年），宋朝政府改“交子”為“錢引”，改“交子務”為“錢引務”。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廣等地仍沿用“交子” 外，其它諸路均改用“錢引”。后四川也于大觀三年(1109年)改交子為錢引。“錢引”與“交子”的最大區(qū)別，是它以“緡”為單位。“錢引”的紙張、印刷、圖畫和印鑒都很精良。但“錢引”不置鈔本，不許兌換，隨意增發(fā)，因此紙券價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時期，每緡只值現(xiàn)錢一百文。
　　　四、影響
　　 “交子”的出現(xiàn)，便利了商業(yè)往來，彌補了現(xiàn)錢的不足，是我國貨幣史上的一大業(yè)績。此外，“交子”作為我國乃至世界上發(fā)行最早的紙幣，在印刷史、版畫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對研究我國古代紙幣印刷技術有著重要意義。
【會子】
　　一、 會子的由來和“會”字的讀音
　 　 “會子” 的名稱產(chǎn)生于北宋，是一種取錢物的憑證。見于記載的有會子、錢會子、鉛錫會子、寄附錢物會子等。神宗熙寧八年(1075年)呂惠卿在討論陜西交子時說：“ 自可依西川法，令民間自納錢請交子，即是會子。自家有錢，便得會子。動無錢，誰肯將錢來取會子?”①由此可知會子即是納錢和取錢的憑證。錢會子②和會子的意思一樣。鉛錫會子③是出賣鉛錫給政府后所得的取錢憑證。
　　寄附錢物會子可能同寄附鋪有關。唐代長安已有寄附鋪?！痘粜∮駛鳌氛f霍小玉往往命侍婢將服玩之物托西市寄附鋪侯景先家出賣。南宋初年吳曾說“今世所在市井有寄附鋪”④，說明寄附鋪在北宋已相當普遍。寄附鋪對所寄存的錢物開出憑證稱“寄附錢物會子 ”?；兆谡腿?1113年)，因“諸色人多將京城內(nèi)私下寄附錢物會子之類出城及于外處行使，有害鈔法(鹽鈔法)”，下詔禁止⑤。寄附錢物會子能出城行使，則具有匯票的性質(zhì)。紹興末年，知徽州洪適在《戶部乞免發(fā)見錢札子》中說：“小郡在山谷之間，無積鏹之家，富商大賈足跡不到，貨泉之流通于鄘肆者甚少，民間皆是出會子往來兌使。”⑥這會子又是一種民間的紙幣了。
　　臨安(杭州)在南宋初年即有民間發(fā)行的“寄付兌便錢會子”，“寄付”當即寄附，“ 兌便錢”即便錢，意為匯兌。高宗紹興五年(1135年)曾下詔禁止寄付兌便錢會子出城，受到居民的反對，次日即取消了禁令⑦。紹興三十年二月錢端禮知臨安府，將原由富戶主持的便錢會子收為官營，“許于城內(nèi)外與銅錢并行”⑧。七月錢端禮為產(chǎn)部侍郎，會子亦由戶部接辦，于次年二月設立行在會子務進行管理。行在會子務后來改名為“行在會子庫”，故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和吳自牧《夢粱錄》中都有會子庫而無會子務。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和《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都說紹興三十一年“置行在會子務，后隸都茶場”。
　　 ① 《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七二熙寧九年正月甲申。
　　 ② 《三朝北盟會編》卷五七引陶宣干《河東逢虜記》。
　　 ③ 《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四四六元佑五年八月乙未。
　　 ④ 吳曾：《能改齋漫錄》逸文(《永樂大典》卷一四五七六引)。
　　 ⑤ 《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六○。
　　 ⑥ 《盤洲文集》拾遺。
　　 ⑦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九三紹興五年九月乙酉。書中“兌便錢”的“兌”字寫作“兌”，這是“兌”的一種寫法，并非錯字。有學者錯認為“充”字，以為它是錯字。
　　 ⑧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八七紹興三十年十二月乙巳。
　　后隸都茶場的應是會子庫?！秹袅讳洝肪砭拧侗O(jiān)當諸局》說：“會子庫，在榷貨務置，隸都茶場……以務門(榷貨務門官)兼職，以都(都茶場)司官提領。”會子庫一度撤并，理宗紹定三年(1230年)恢復，紹定五年因毀于火而重建①。
　　會子因由行在會子庫發(fā)行，故稱“行在會子”：因主要在東南流通，故又稱“東南會子”。行在會子雖由中央政府發(fā)行，但并不是全國通用的紙幣。
　　會子的“會”應讀何音，有必要提一下。“會”可以讀hu)音，也可以讀kuai音?，F(xiàn)在在談到會子時，兩種音都有人讀，顯得不統(tǒng)一。從會子的由來不難推斷出“會”字的正確讀音。會子意為取錢憑證，有“會合”之意，而無“會計”之意，可見應讀hui 而不讀kuai。后來產(chǎn)生于明末的匯票，很長時期都寫作“會票”，后逐漸被“匯票”所取代。從“會票”一詞的演變也可見會子的“會”應讀hui音。
　　二、會子的分界和完全搞清分界情況的不可能
　　會子開始不分界，后來才決定分界，分界后又實行兩界并行。何時宣布分界和兩界并行，史書的說法不盡統(tǒng)一。何時宣布分界共有三說。
　　會子分界發(fā)行后，舊會子收回，收換期自乾道四年十二月一日至乾道五年三月十曰①。收換時每貫收糜費錢20文，幾百文的收10文。會予以三年為一界。由于《宋史·食貨志下三》說交于是三年一界，實際上卻是兩年，有的學者懷疑會子實際上也是兩年一界。其實兩者不能類推?！端问贰纷髡哒f交子三年一界是誤以為三年，并不是用三年來代表實足兩年②。而說會子三年一界則不是誤以為三年，自然不能推彼及此。《宋史·食貨志下三》記光宗紹熙元年(1190年)宣布第7、第8界會子展界，臣僚言：“會子界以三年為限，今展至再，則為九年，何以示信?”三年一界，兩次展界共為九年；如果是實足兩年一界，加起來就只有六年了。
　　會子一共只有18界，要搞清各界的發(fā)行和收兌時間好像并不難。其實不然。這是因為：
　　第一，資料不足?，F(xiàn)存有關會子的資料中，關于會子分界的內(nèi)容很不完備。根據(jù)這些資料要想搞出一個完整的分界時間表，只能依靠推測。合理的推測必須建立在有相當資料的基礎上，而現(xiàn)存的會子分界資料不足以成為推測的基礎。
　　第二，第l界會子的開始時間難以確定。如上所述，會子分界開始于乾道四年，那么第 l界會于是不是從乾道四年開始發(fā)行呢?對此史書上就有兩種不同的說法。《宋書·食貨志下三》說，乾道五年權許行在榷貨務都茶場“收換第一界，自后每界收換如之”。這是把乾道四年以前發(fā)行的舊會子算作第1界，因為如果乾道四年以后發(fā)行的會于是第1界，則乾道五年還沒有到收換期。但王應麟《玉?！肪硪话肆鶇s說：“乾道四年造成第一界，才一千萬耳。至七年行第二界，即置局收第一界。”明確把乾道四年發(fā)行的算作第1界，這又同《宋史·食貨志下三》所說的淳熙“三年，詔第三界、四界各展限三年”發(fā)生了矛盾：照《玉?！返恼f法，乾道七年發(fā)行第2界，則三年后的淳熙元年才發(fā)行第3界；而照《宋史》的說法，淳熙三年第 3、第4界都已經(jīng)期滿而宣布延期流通了。
　　第三，何時開始兩界并行難以確定。乾道五年初決定兩界并行，何時開始實行各書記載不一?！队窈！氛f到淳熙六年“始疊用第六、第七兩界”，這時距宣布兩界并用的時間已足足10年。而《宋史》說淳熙三年宣布第3、第4界各展限三年，則兩界疊用至遲在乾道九年或淳熙元年就開始了。而且對兩界并行本身也難有確切的解釋，可以是一開始就發(fā)行兩界；也可以是一界發(fā)行一年、二年或三年后再發(fā)另一界，原來一界并不收回，從而形成兩界并行的局面。
　　第四，三年一界并未嚴格執(zhí)行。會子雖有三年一界的規(guī)定，但并未嚴格執(zhí)行。如第14界會子在寧宗嘉定二年(1209年)或四年開始發(fā)行，到理宗紹定六年(1233年)還在流通，前后達20余年。
　　以上情況說明會子分界情況的不確定因素太多，后人根本無法完全搞清它的本來面貌。對會子的各界起迄年份已有多人試圖列出完整的時間表，但可以肯定地說，沒有一張時間表是完全正確的。這并不一定是用功不到，而是因為客觀上不可能。
　　從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開始，會子不再分界，第17、18界“永遠行使”。到景定五年(1264年)十月頒行金銀見錢關于，一貫準第18界會子三貫，限一月內(nèi)以第18界會子收兌第17界會子。第18界仍繼續(xù)流通，直到宋亡。
　　 ① 《文獻通考·錢幣二》。
　　 ② 參見拙文：《 <宋史>交子起源析誤》，《中國錢幣》2002年第1期。
　　三、宋孝宗管理會子的成功
　　會子發(fā)行后即遇上宋金戰(zhàn)爭。政府用會子支付軍費，而并無保證會子幣值穩(wěn)定的有效措施，貶值是不可避免的。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次年為隆興元年(1163年)。隆興二年宋金達成和議，孝宗即著手整頓會子。乾道二年(1166年)七月，用內(nèi)庫及南庫銀100萬兩收兌會子，次年又以內(nèi)庫銀 200萬兩收兌會子焚毀①。這兩次的收兌資料出處不一，可能后者包括前者。從紹興三十一年至乾道三年，共印造會子2800余萬貫，到乾道三年正月在外流通的尚有800余萬貫。因當時規(guī)定各路綱運全部要現(xiàn)錢，故州縣不許民戶輸納會子，外地商人低價收買會子，運到臨安兌錢或向各地榷貨務兌物，造成六榷貨務的供應緊張。淳熙二年(1175年)辛棄疾曾在奏疏中談到會子貶值的情況說：“往時應民間輸納則令見錢多而會子少，官司支散則見錢少而會子多，以故民間會子一貫換六百一二十足，軍民嗷嗷，道路嗟怨。”②宋代行省陌制度，以770文為一貫，“一貫換六百一二十足”說明會子貶值達一成以上。乾道三年正月以后，繼續(xù)用度牒、助教帖各500道供榷貨務定價收兌會子。到這年六月，在外會子只剩下490萬貫。乾道六年閏五月又規(guī)定“諸路總領監(jiān)司州軍受納、解發(fā)錢貫須是現(xiàn)錢、會子各半”，實行了“錢會中半”③之制。
　　乾道五年宣布兩界并行后，會子的發(fā)行額又逐步增加，至淳熙元年(1174年)民間流通的會子達 2200余萬貫④。經(jīng)過回籠以后，淳熙二年四月在外會子降到了200萬貫，會子成為難得之物，出現(xiàn)了“商旅往來，貿(mào)易競用會子”的情況。商人用會子的好處是：“一為免商稅(金銀有稅)，二為省腳乘(運費)，三為不復折閱(貶值)。”⑤
　　發(fā)行額200萬貫只是一時現(xiàn)象，淳熙三年以后會子的發(fā)行不斷增加，到淳熙末年已達4000余萬貫⑥，超過了規(guī)定兩界發(fā)行額的一倍以上。雖然發(fā)行額大大增加，而會子幣值卻繼續(xù)保持穩(wěn)定。淳熙七年還是“會子與見錢等 ”⑦。淳熙十二年臨安會子一貫可兌錢 750文⑧，比省陌少20文，恰好等于糜費錢。即使糜費錢在外，貶值也不多。淳熙十三年仍是“軍民不要見錢，卻要會子”⑨。淳熙年間的會子流通，曾被朝臣們譽為“楮幣重于黃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