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整風運動和反右派斗爭部分研究成果的述評 

摘要：

    關于整風運動和反右派斗爭的研究，海內(nèi)外已有很多研究成果涌現(xiàn)。但總體來看，這些研究不論是大陸的，還是海外的，都很難完全令人滿意。本文通過對部分相關研究成果的述評，試圖介紹重要的研究成果，總結目前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筆者對深入研究這一課題的主張。

關鍵詞：整風運動 反右派斗爭 述評

1957年開始的整風運動和反右派斗爭，不僅影響了毛澤東和中共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及其后的政策變化，更深深影響了中國數(shù)百萬知識分子的命運。然而，此后二十余年間，對這兩大事件的歷史研究，卻幾乎是一個禁區(qū)。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隨著全部右派分子的摘帽和絕大部分被改正，以及《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獲得通過，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才逐漸展開。然而，就目前來看，大陸學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大體上都遵循《決議》中的結論：“這一年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發(fā)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fā)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shù)資產(chǎn)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fā)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chǎn)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地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nèi)干部錯判為‘右派分子’，造成不幸的后果。”[1]只是在某些更為具體的細節(jié)問題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2]。近幾年，大陸學者在這一問題的研究上，也有一些突破。但總體上，這種狀況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早在大陸學者開始研究這一問題之前，海外學者已著手研究這一問題。他們一開始就沒有受到像《決議》中的結論那樣的束縛，因而研究的環(huán)境更為寬松而自由。他們對于整風運動和反右派斗爭的分析模式，與大陸學者有顯著的不同。雖然他們的研究并不一定比大陸學者更客觀真實地反映了歷史的原貌，但是至少為我們更深入地研究這一問題，提供了另一種思路。

本文試圖對大陸學者和海外學者關于整風運動和反右派斗爭的某些研究進行概述和總結，比較他們之間的異同，并進一步提出自己關于深入研究這一問題的主張。由于筆者精力有限，識見淺薄，不可能窮盡所有相關的研究，某些看法上也可能失之偏狹，請方家指正。

一、           大陸學界關于整風運動和反右派斗爭研究的情況

大陸學界雖然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才開始這一問題的學術研究，但目前已有大量相關論著問世。這其中自然是良莠不齊，有價值的并不多。筆者僅就自己看到的比較有價值的論著略述一二。

筆者看到的有價值的專題著作主要有以下幾本：朱正的《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汪國訓的《反右派斗爭的回顧與反思》和朱地的《一九五七年的中國》。前兩者緊緊圍繞反右派斗爭這一主題展開論述和分析，而后者則把整風運動和反右派斗爭結合了起來，從整風運動的緣起考察，將反右派斗爭作為整風運動的一個階段進行分析。

朱正認為，反右派斗爭“是國內(nèi)外許多矛盾交叉的必然結局。”[3]這其中包括蘇聯(lián)體制的慣性、列寧關于非無產(chǎn)階級只能參加無產(chǎn)階級領導的政權而不能分掌政權的論斷、毛澤東的思想中早就有的改造民主黨派的想法、赫魯曉夫?qū)?#8220;雙百”方針的不贊成態(tài)度以及某些右派分子的過激言論。而不單單是所謂“右派猖狂進攻”的問題。此外，朱正推測，毛澤東可能“有把右派分子的問題作為整個知識分子問題的一部分通盤考慮通盤解決的意向”[4]，但是他并不同意所謂的“引蛇出洞”說。他指出，毛澤東雖然在1957年1月的省市委書記會議上談到了對付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的辦法，“但是這些都僅僅說明他的思想中有發(fā)動一場反右派斗爭的因素，卻不能說這時他已經(jīng)在計劃開展這場斗爭了。”[5]即使在五月中旬，毛澤東已決心反右時，“所確定的，僅僅是一個戰(zhàn)略進攻的方向，還沒有來得及對這一場斗爭作出很具體很周密的考慮。甚至怎樣稱呼這一場斗爭的對象也幾經(jīng)斟酌。”[6]同時，他還指出，毛澤東在下決心反右之初，“仍然懷著聽取黨外人士批評以克服那些太刺眼了的弊端的愿望”[7]，“希望消除一些整風鳴放中揭露出來的弊端。”[8]這些都充分說明，毛澤東并沒有在起初就預設了“引蛇出洞”的“陽謀”。朱正書中還值得一提的是，他指出中共黨內(nèi)在對待“雙百”方針的問題上存在分歧，有人甚至有較大的抵觸。但是遺憾的是，他并沒有具體指明這種分歧的具體內(nèi)容以及性質(zhì)和程度。

汪國訓對于反右派斗爭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總結。他認為，毛澤東發(fā)動的整風運動是“發(fā)揚民主，廣開言路的開明、開放的一次思想解放運動”。但是，后來轉向反右派斗爭及其擴大化，毛澤東卻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而這一結果則出自毛澤東對形勢的錯誤估計和在反右派斗爭中采取了錯誤的政策和策略。他還從直接現(xiàn)實原因、間接深層原因、理論認識原因三個方面，分析了反右派斗爭的原因和根源。同時，他指出，反右派斗爭錯誤的根源有三個：1.放松了對黨史上犯“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警惕性；2.受國外教條主義的影響；3.受封建主義的影響。

相比較而言，朱地的《一九五七年的中國》對于整風運動和反右派斗爭的研究，是近年來大陸學界最全面和深刻的。他不像許多論著一樣，只把目光盯在反右派斗爭上，而是將反右派斗爭看作整風運動的一個階段加以研究。這也是比較符合歷史真實的。中共當年就是把反右派斗爭作為整風運動的一個階段而進行的。反右派斗爭高潮過后，整風運動仍然在繼續(xù)展開。

朱地認為，毛澤東在1957年進行開門整風，源自他在陜甘寧邊區(qū)時期對“民主新路”的探索，是“合乎邏輯的發(fā)展結果”。[9]他明確指出，當毛澤東試圖開展

未完待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