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分析哲學有著無數(shù)的前輩，從蘇格拉底和亞里士多德到笛卡爾和萊布尼茨，從洛克、克萊和休謨到康德、邊沁和弗雷格編織成分析哲學花毯的大多數(shù)（但不是全部）絲線都可以回溯到多少有些遙遠的過去，而這幅花毯的特色在于各種絲線的交織方式和獨特設計。這些也不斷地變化，某些絲線被拋棄而為新的所替換或者有不同的用法，而其他的則在這種變化中變得比現(xiàn)在更為重要，某些模式還支配了一段時期，但后來又溶入背景或完全消失了。我認為，分析哲學最好被理解為一種動態(tài)的歷史運動。  

它伴隨著對絕對唯心論的反叛而誕生于世紀轉(zhuǎn)折之交的劍橋。摩爾和羅素把反心理主義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在這方面他們和自己的唯心論者教師沒有什么爭論，論戰(zhàn)的主要內(nèi)容是知識的對象依賴于知者、絕對的一元論、真理的融貫論、關系的非實在性和內(nèi)在關系的理論。摩爾和羅素拋棄了唯心論，包括貝克萊式的和康德式的，堅持知識的對象獨立于知者，捍衛(wèi)真理的符合論，反對關于一切關系的內(nèi)在性理論，承認關系的實在性和客觀性。他們對絕對唯心論的批評并非基于經(jīng)驗論原則，他們的方法論也不是由于忠實于日常語言而產(chǎn)生的。相反，他們信奉一種極端的多元論的柏拉圖主義的唯心論，他們用分析取代了新黑格爾式唯心論的綜合特征。摩爾相信自己是在從事著對獨立于心靈的概念的分析，而當心靈把握住這些概念，就可以把它們看作或簡或繁的。如果是復合的，哲學家的工作就是要詳盡說明這個復合概念可以分解成的構成概念，闡釋它與其他概念是如何關聯(lián)和區(qū)分的。他區(qū)分了知道表達式的意義、知道它的字面定義、知道它的用法與知道對其意義的分析。他把知道表達式的意義看作是某人心中有這個概念，他把這與能夠分析意義區(qū)分開來，即區(qū)分了能夠說什么是構成部分以及如何把它與其他相關概念區(qū)分開來，根據(jù)他的正式主張，沒有關注一個概念（或一個詞的意義）的語言表達而去分析它是完全可能的。羅素對分析的看法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這根植于19世紀數(shù)學家們的工作，諸如維爾斯特拉斯（Weierstrass）、狄德金和康托，他們關于演算概念（諸如連續(xù)性和限度）的論著就是羅素的榜樣。他像摩爾一樣把分析工作看作是客觀的和非語言的。隨著他的數(shù)學基礎工作的展開，他對分析的看法逐漸變成邏輯的，而不是看作語言的?！稊?shù)學原理》的邏輯語言成為識破自然語言的誤導形式和揭示事實的真正邏輯形式的主要工具。但摹狀詞理論和類型論所造成的影響被認為遠比羅素后來所做的語言研究大得多，而這兩種理論正是他惟一最終勉強認可的。對不完全符號的分析方法（限定摹狀詞就是一種不完全符號）如同邊沁的虛構理論，最后也是一種意譯句子的方法；而類型論很容易轉(zhuǎn)換成與實在毫無關系的一部分邏輯句法理論。

羅素與摩爾之間的差別遠比這深刻得多。摩爾相信，我們的確絕對肯定地知道無數(shù)的事實。而任何對此提出挑戰(zhàn)的哲學都會被看作是錯誤的而加以拋棄，因為我們對這些事實的肯定遠遠超出對任何哲學論證的肯定。我們知道世界已經(jīng)存在了很長時間，知道我們有一個身體，知道存在著不依賴于我們心靈的物質(zhì)，知道我們時常會以不同于通常的方式行動，知道我們真的知道很多真理，等等。而我們不知道的卻是對這種事實的分析。我們知道這些命題意味著什么，我們知道它們是真的，但我們并不知道對它們  意義的分析。哲學的任務就是對意義的分析（這種意義被看作是獨立于心靈的、獨立于語言的實體）。相反，羅素的哲學則是笛卡爾式的對確定性的追求。我們預先并不知道這種追求會帶我們走向何方，也沒有理由假定這會使摩爾所說的那些平凡的確定性完整無缺。的確，他俏皮地說道：“哲學的起點在于那些過于簡單而似乎不值得陳述的東西，終點在于那些過于繁瑣而無人會相信的東西”（羅素1986：第172 頁）。數(shù)學是羅素關于確定知識的范式，而他對數(shù)學基礎的研究是由于需要從純邏輯中派生出皮亞諾的算術公理而證明它們?yōu)檎婧筒蝗葜靡伞Ａ_素在《數(shù)學原理》中滿意地完成了這個任務之后，他就轉(zhuǎn)向分析我們關于外在世界的知識，希望像為算術所做的那樣為他所相信的普遍經(jīng)驗知識做些事情，即建立堅實的基礎。因而他推崇奧康剃刀：不要毫無必要地增加實體（以免付出可能失去的東西）；他擁護“科學哲學的最高原則”：盡可能地用邏輯構造替換推論的實體。還原和邏輯構造是他戰(zhàn)后兩部著作，即《心的分析》和《物的分析》的主要標志。他把哲學看作科學知識的形式，它由于極高的普遍性而不同于專門的科學。它的任務是探求真理。要想確信被揭示的東西為真，那么笛卡爾式的懷疑就是首要工具。

 正如馮·賴特指出的，羅素與摩爾的差別代表了分析哲學之根的雙重性（馮·賴特1993：第26-30

頁）。這種雙重性后來變成分析哲學的普遍傾向，表現(xiàn)在維也納小組中石里克和卡爾納普之間的差別，以及牛津哲學家中奧斯汀和賴爾之間的差別。正像魏斯曼所認為的，這兩方面都可以被看作是代表了對人類心靈的兩種根本不同的態(tài)度（魏斯曼1939-40 ：第265 頁；馮·賴特1993：第26頁）。一種主要關心真理，而另一種則是意義；一種關心知識的擴展，另一種關心理解的深度；一種關心面對懷疑恐懼而建立確定性，另一種則把對先于確定性的懷疑論挑戰(zhàn)看作完全可以反駁的（正像摩爾認為的那樣）或看作完全不連貫的（正像維特根斯坦認為的那樣）；一種關心如何仿效科學的成就、進步和理論建構，另一種關心把追求清晰作為自身的目的。

分析哲學的第一階段產(chǎn)生于從世紀之交盛行的多元論柏拉圖主義到本世紀頭十年邏輯原子主義（這構成了其第二階段）的出現(xiàn)。這部分是由于羅素企圖把《數(shù)學原理》的分析方法用于普遍的經(jīng)驗知識，部分是由于年輕的維特根斯坦（他對羅素的影響是毀滅和啟發(fā)兩者兼有的），由于他在1913年至1919年間所寫的巨著《邏輯哲學論》?！哆壿嬚軐W論》的四個特點在這里值得重視。

第一、它把源于笛卡爾和萊布尼茨而不是洛克和休謨的近代歐洲哲學中分析的、分解的傾向推向了極端。這種觀念支配著戰(zhàn)爭期間的劍橋分析，并改頭換面地塑造了邏輯實證主義的分析觀念（除去關于事實和簡單對象的形而上學，除去關于原子命題的獨立論題）。它還使在弗雷格和羅素手中生根開花的邏輯形而上學結成碩果。在其形而上學體系的框架內(nèi)，關于思想的命題的圖像論對自笛卡爾以來一直支配哲學思想的關于命題的意向性問題提供了最為有力的解答。它從形而上學上解釋了對一種心理現(xiàn)象即思考一種思想如何能夠具有等同于確實情況的內(nèi)容，但仍然具有不同于確實情況即是虛假情況的內(nèi)容。與此相應，它解釋了命題如何可能是假的卻有意義的?？傊ㄟ^思想和意義的心理行為的內(nèi)在意向性，解釋了符號的意向性。

第二、它明確地破除了弗雷格和羅素關于邏輯的觀念，并以一種截然不同的看法取而代之?！哆壿嬚軐W論》的主旨就是，不存在邏輯常項。  邏輯連接詞既不是邏輯對象的名稱，也不是專門的邏輯函項（概念或關系）的名稱。命題既不是真值的名稱，也不是復合物的名稱。邏輯命題既不是對抽象對象之間關系的描述，也不是對宇宙中最普遍事實的描述。邏輯真理的標記并不是絕對的普遍性，因為邏輯真理并不是對重言式的普遍化，而完全是重言式本身。邏輯真理的標記是必然性，而邏輯命題的必然性則是命題真值函項結合的退化結果。在邏輯命題中，初始命題是由真值函項算子結合為真的，而與它們擁有的真值無關。為這種有保證的真付出的代價是很愚蠢的。邏輯命題是無意義的，意義為零的，它們對世界只字未談。但每個重言式都是證明的形式。盡管一切邏輯命題都在說同樣的東西，也就是什么都沒有說，但不同的重言式在它們揭示不同的證明形式上仍然是各有不同的。邏輯命題的標記正是在于，它能以適當?shù)挠浄ㄅc單獨的符號區(qū)分開來。這就澄清了邏輯命題的性質(zhì)以及它們與經(jīng)驗命題的范疇區(qū)別。這也弄清了弗雷格和羅素的邏輯公理化和他們訴諸自明以支持所選公理為何是錯誤的。這些公理并非由于它們特別的自明而顯得特殊。它們和定理一樣是重言式。它們根本不是初始的，也根本不是派生于命題的定理。因為一切邏輯命題都是相同的，即都是空洞的重言式。所以不存在弗雷格和羅素所認為的邏輯知識，因為知道重言式的真也同樣對實在完全一無所知。邏輯和數(shù)學都不是真正先天知識的例證，這就為維也納小組所說的“連貫的經(jīng)驗論”鋪平了道路。

第三、《邏輯哲學論》清楚地表達了一種革命性的哲學觀念，它塑造了分析哲學的未來。根據(jù)這種觀念，哲學絕對不同于科學（1922：4.111 ）。哲學中不存在假設，它并沒有描述摩爾和羅素所認為的關于宇宙最普遍的真理，它也沒有描述弗雷格認為的抽象實體之間的關系。它沒有描述英國經(jīng)驗論者和心理學家所認為的人類心靈活動，也沒有像康德所認為的那樣去研究對經(jīng)驗的形而上學預設并把它們描述為先天綜合命題。不存在可以用命題表達的形而上學真理，因為惟一可表達的必然性只能是空洞的邏輯重言式。任何表達形而上學真理的企圖最終都不可避免地與感覺的界限相沖突?！哆壿嬚軐W論》本身就是形而上學的最后挽歌，因為它的命題都是無意義的。沒有哲學命題，也就沒有哲學知識。哲學不是一門認知學科。它的成果并不是人類的知識，而是人類的理解。哲學的任務就是邏輯澄明的活動（1922：4.112）。

而要完成這個任務則是通過對有問題的命題進行邏輯分析，這些命題明顯暴露了形而上學論斷是無

意義的（1922：6.53）。這種哲學觀對劍橋的分析家和維也納小組都同樣是決定性的。石里克后來寫道，這構成了哲學中的“關鍵轉(zhuǎn)折點”. 

第四、《邏輯哲學論》帶來了哲學中“語言的轉(zhuǎn)向”，雖然它并未完成這一轉(zhuǎn)向。這標志著與弗雷格、摩爾和羅素的戲劇性決裂，維特根斯坦大膽地宣稱，“一切哲學都是‘對語言的批判’”（1922：4.0031）。該書的下列陳述表明了這種轉(zhuǎn)向。（a ）設定思想的界限是由于設定了語言的界限，即確定了意義與無意義的邊界。（b ）未來哲學的積極綱領是對命題即有意義的句子的邏輯- 語言分析。（c ）未來哲學的消極任務是表明，形而上學斷定是竭力想說那些按語言的天性根本無法說出的東西。（e ）對經(jīng)驗現(xiàn)象所做的語言描述的邏輯分析，產(chǎn)生了對“現(xiàn)象”的邏輯研究，即對邏輯的應用（該書綱要性地提出了這一點，但直到1929年的“關于邏輯形式的幾點評論”才得以實行）。（f ）對符號系統(tǒng)的研究產(chǎn)生了該書的最大成就，即對邏輯真理的闡明。邏輯命題的特征是，人們單從符號就能夠知道它們?yōu)檎?，而這個事實本身就包含著整個邏輯哲學”.（1922 ：6.113 ）我已經(jīng)指出《邏輯哲學論》帶來了“轉(zhuǎn)向”，但并未完成它。只有當把該書的語言傾向與其毫無成果的關于符號體系（例如，只有簡單名稱才能代表簡單對象，只有事實才能代表事實，命題是事實）的形而上學基礎分離開來，才能完成這種轉(zhuǎn)向。這是在本世紀30年代由維特根斯坦拋棄《邏輯哲學論》的形而上學才得以產(chǎn)生的，這使邏輯擺脫了任何形而上學的和（用維特根斯坦的專用詞）“元邏輯的”基礎，而且受其影響，維也納小組也作用于這一轉(zhuǎn)向。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使分析哲學分裂為兩個支流，即劍橋分析和邏輯實證主義。劍橋分析來源于摩爾、羅素和《邏輯哲學論》。摩爾發(fā)表的東西很少，但他在劍橋的教學卻是很有影響的，而且他與布勞德共有的對感覺材料知覺論的關注成為劍橋分析最有特色的主題之一。

他那注重細節(jié)的分析風格和堅持哲學工作就是對意義的分析這一信念同樣對劍橋分析產(chǎn)生了影響。然而，語言轉(zhuǎn)向的一個后果是，年輕一代把摩爾所意謂的“意義”從直觀思考的客觀概念轉(zhuǎn)變?yōu)樽杂X地努力分析表達式的語言意義。羅素雖然并不在劍橋，但他同樣很有影響。布雷斯威特（Braithwaite）

在1933年寫道：在1919年以及隨后的幾年中，貝特蘭·羅素的著作支配著劍橋的哲學思想……他的那些發(fā)揮著他不斷變化的哲學的著作和文章被人們?nèi)琊囁瓶实亻喿x著，而且成了G.E.摩爾和W.E.約翰遜講座中被詳盡評述和批判的對象。（布雷斯威特1933：第1 頁）

凱恩斯在1924年寫道：《邏輯哲學論》“自寫成以來一直支配著劍橋的一切基本討論”（維特根斯坦1974：第116 頁）。它是對年輕的萊姆塞、布雷斯威特和威斯頓的主要影響。劍橋分析轉(zhuǎn)向還原論和邏輯建構的綱領。一些人接受了關于事實的（但不是簡單對象的）本體論，尋求分析事實的邏輯形式，并力圖表明某些事實僅僅是出自其他事實的邏輯構造。威斯頓發(fā)表于1931-1933 年《心》雜志上的文章《邏輯構造》使這一綱領達到頂峰。邏輯主義在劍橋依然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而萊姆塞則在那里致力于修補它的漏洞。在他1930年英年早逝之時，他已經(jīng)接受了維特根斯坦的勸告：那是無法修補的。非認知的哲學觀念使老一代大吃一驚，但卻使新一代迷戀不已。布雷斯威特指出，把麥克塔格特的《存在的本性》（1927）看作“一個令人敬畏的例證”的傳統(tǒng)思辨的形而上學已經(jīng)被拋棄了。因為維特根斯坦已經(jīng)表明，“我們可以事先肯定，承認由邏輯上必然的蘊涵派生出邏輯上必然的有關經(jīng)驗命題的前提的系統(tǒng)，在某些方面是錯誤的”（布雷斯威特1933：第23頁）。由《邏輯哲學論》帶來的這種革命性哲學觀念激發(fā)了整個30年代的英國關于哲學的性質(zhì)、分析的特征及其與邏輯和語言的關系等更廣泛的討論。1930年之后，維特根斯坦本人也在劍橋講課，并且改變了他早期的大多數(shù)思想。這就改變了劍橋分析的方向，從經(jīng)典的還原分析和邏輯構造轉(zhuǎn)向《哲學研究》的方法，這一方法支配著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英國哲學。兩次大戰(zhàn)期間分析哲學的第二個支流產(chǎn)生于維也納，隨后擴展到德國、波蘭和斯堪的那維亞群島，再后來擴展到英國和美國。維特根斯坦在這里的影響遠遠大于他在1929年前的劍橋。這無疑部分地是由于他在1927年和1936年間與維也納小組成員的交往，部分地是由于維也納小組對這本書（即指《邏輯哲學論》——譯注）的密切關注。  他們拋棄了邏輯原子論關于簡單對象和事實的本體論，反對說出與顯示的理論及其毫無效果的形而上學，放棄了認為每種可能的語言都必然地具有反映事實的邏輯形式的相同邏輯句法這種想法。但他們歡迎這樣一種看法，即認為只有必然性是邏輯的，而邏輯真理則是空洞的重言式。他們接受了維特根斯坦對邏輯連接詞和外延性論題的論述。以下五個主題刻畫了邏輯實證主義，它們都是深受維特根斯坦的影響，有時甚至被看作是一種誤解。

第一、維也納小組的哲學觀來源于《邏輯哲學論》。哲學不是一門認知學科，它與科學截然不同，根據(jù)卡爾納普，哲學的積極用處是澄清有意義的概念和命題并為科學和數(shù)學建立基礎。傳統(tǒng)哲學問題或者是假問題，或者經(jīng)過闡明是經(jīng)驗問題。哲學是對科學語言的邏輯句法的闡明。

第二、維也納小組擁護對形而上學的破壞，這樣他們接受了《邏輯哲學論》的主張，即不可能有形而上學的命題，堅決拋棄關于只能顯示而無法說出的那種毫無效果的形而上學真理的觀念。

第三、他們提出了證實原則，這來自于他們在1929-1930年間與維特根斯坦的討論。他們把可證實性看作經(jīng)驗意義的標準。

第四、他們旨在堅持“連貫的經(jīng)驗論”，否定理智可以作為先天綜合知識的來源。經(jīng)驗論的傳統(tǒng)絆腳石是邏輯真理、算術的和幾何學的真以及形而上學問題。在他們看來，《邏輯哲學論》對邏輯真理的論述恰好使連貫的經(jīng)驗論成為可能。但與維特根斯坦不同，他們對邏輯真理的論述是約定主義的。當維特根斯坦把邏輯真理看作是來自命題雙向性質(zhì)的流動時，維也納小組則把它們構造成符號系統(tǒng)任意約定的結果，即它們由于邏輯連接詞的意義為真。他們接受了希爾伯特對幾何學的約定論陳述，（錯誤地）認為維特根斯坦把算術命題看作是可以還原為空洞的重言式。

第五、他們采納了科學統(tǒng)一的論題，承認一種歸納主義的綱領，即把一切有認識意義的命題都揭示為可以從構成“所與物”的基本命題中推演出來。這個論題可以追溯到笛卡爾，而這種綱領則追溯到羅素，但他們認為一切命題都是初始命題的真值函項這種思想（即外延性論題）來自于《邏輯哲學論》。假定初始命題是可以在直接經(jīng)驗中得到證實的，這就證明了這種還原論綱領。

到30年代中期，維也納小組的觀點分化為兩支，一支是在《科學的世界概念：維也納小組》中表達的卡爾納普- 紐拉特正統(tǒng)實證主義一派，另一支是石里克- 魏斯曼，他們深受維特根斯坦后期哲學的影響，這種哲學是在與《邏輯哲學論》相反的方向上發(fā)展的。維也納小組的思想統(tǒng)一由于內(nèi)部的批評而開始瓦解，但其組織上的統(tǒng)一則由于納粹的興起而遭到破滅。它的主要遺產(chǎn)存留在二次大戰(zhàn)后的美國，維也納小組的許多成員定居在那里，并塑造了戰(zhàn)后的美國哲學。

戰(zhàn)爭造成了哲學的中斷。在1945年后的幾年中，牛津成了分析哲學的主要中心。領袖人物是賴爾和奧斯汀以及有力支持他們的魏斯曼、格萊斯、哈特、漢普夏爾和伯林，還有他們的晚輩如斯特勞森、烏姆森和后來的黑爾、皮爾斯、奎因頓和渥諾克。主要影響來自后期維特根斯坦，他的思想在其遺著《哲學研究》發(fā)表之前是由魏斯曼、保羅和后來的安斯康傳送到牛津的，但許多重要的人物，如奧斯汀、尼爾和格萊斯并沒有受到他們的影響。與維也納小組不同，牛津分析哲學并不是一個“學派”. 它沒有發(fā)表什么宣言，也不堅持某種正統(tǒng)觀念。雖然維特根斯坦的影響是巨大的，但他的觀念是被同化的而不是被用于訓練的。牛津分析哲學是由不同的、有時甚至是相互沖突的觀念構成的，用“日常語言哲學”這種使人誤解的說法去歸類，只能是一種無知。

不過，我們可以確認某些共同一致的東西。形而上學被拋棄了，而這個詞本身只能出現(xiàn)在索引中。當斯特勞森在《個別物》（1959）中使這個詞重新流行起來時，它已經(jīng)有了更好的含義。因為描述的形而上學并沒有要求獲得超驗的知識或描述世界的邏輯結構。它規(guī)定自己是一種對我們概念圖式最普遍特征的描述，即對我們的語言或任何可以區(qū)分經(jīng)驗及其對象的語言的描述。這樣看來，描述的形而上學就是對諸如客觀殊相、個人、經(jīng)驗和時空等這些最普遍結構性概念的關聯(lián)分析式的研究。

如前所述的分析和兩次大戰(zhàn)期間流行的還原和邏輯構造綱領，也都被拋棄了。但分析的術語，亦即現(xiàn)在盛行的“語言分析”或“概念分析”則被保留下來，這就是說，為了哲學闡明而去描述相關概念的相互關聯(lián)性，描述它們的蘊涵、可比性和不可比性，描述使用哲學上有疑問的表達式的條件與場合。邏輯上獨立的初始命題，或簡單地說，不可分析的名稱或概念，并不是這種分析的終極結果。它是以清晰性為終結的，而只有當通過所有相關網(wǎng)絡回溯到概念之網(wǎng)時，我們才能獲得關于給定問題的清晰性，斯特勞森的“關聯(lián)的分析”一詞就恰當?shù)乇砻髁诉@種方法。

在這種松散的而非還原的意義上，從屬于分析的是語詞在句子中的用法。摩爾式的對概念的看法已經(jīng)被拋棄了，談論概念被看作是它可以證明為對語詞用法的抽象。人們并不是普遍認為一切哲學問題都是有關語言的問題，或它們都是出自語言而產(chǎn)生的假問題，更不用說認為它們都可以通過設計一種“理想語言”而得到解決了。沒有什么人相信謂詞演算系統(tǒng)提供了解開哲學難題的鑰匙，更不用說相信它構成了可能語言的深層語法。但人們始終普遍承認，解決或消除哲學問題的先決條件是對它們所在的自然語言中相關語詞用法給出耐心細致的描述（這些語詞可能是或不是某門特殊學科的專門術語）。

盡管后期維特根斯坦治療式的哲學觀并沒有被普遍接受——至少不是作為整體來接受，但他的下述觀點則由不同程度的論證而達到廣泛共識，即哲學不是科學的延續(xù)，它只是對人類理解的特殊貢獻，而不是對人類知識的延伸或增加。盡管他對“語法的”一詞的特殊用法并沒有得到繼承，但他的這一說法則得到了延續(xù)，即“語法陳述”是先天的，翻譯成牛津的術語就是，“概念真理”是先天的。賴爾指出，哲學問題是一種特殊的問題，而不是關于特殊實體（諸如觀念、柏拉圖的意義或概念、邏輯對象或意向?qū)ο蟮龋┑娜粘栴}。它們不是科學的經(jīng)驗問題，因而無法用科學的方法或理論加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