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然科學中，知識是增長的，每一代有每一代的新起點，借用牛頓的話：你可以“站在巨人肩膀上”（至少在同一科學范式內是這樣的）。既便如此，在既定的知識背景下，科學家們在不通聲息的情形下，提出大致相同的科學理論，自然科學史上并不鮮見。如微積分之于牛頓與萊不尼茨，進化論之于達爾文與華萊士。默頓稱科學史上有數(shù)千個相似發(fā)現(xiàn)的例子，甚至還有一個令人既欽佩又苦笑的倒霉人物：20世紀印度自學成才的數(shù)學家斯里尼瓦沙·拉曼努阇，在全然不知以前已經(jīng)有人作出發(fā)現(xiàn)的情況下，重新創(chuàng)造了19世紀的大部分數(shù)學體系以及其他一些東西[①]。

自然科學是增長型的，而人文學科卻是積累型的。雅斯貝爾斯的《哲學引論》開篇即說：“哲學思維并不象科學那樣具有進步過程的性質。我們當然比希波克拉底這位希臘醫(yī)生要向前邁進了一步。但我們幾乎不能說，我們比柏拉圖更進了一步”，不獨哲學如此，人文學科大多如此。錢鍾書提到過：有了達爾文的進化論，創(chuàng)世說就成了古董，但是“有了杜甫，并不意味著屈原的過時”[②]。希爾斯在《論傳統(tǒng)》、斯諾在《兩種文化》中，都曾經(jīng)論述這個道理：自然科學知識的發(fā)展是增長型，而在人文學科中，至少在人文學科的一部分領域內，知識雖然增加、但并非增長。

這樣，當人文學科的從業(yè)者們想有所創(chuàng)新的時候，就得面臨如下的對陣情形：科學是歷時的，科學家還只是與同時代的同行較量；而搞人文的，卻要面對開天辟地以來所有的智者和愚者（的千慮一得）。我們單個人——人文學科總是孤軍奮戰(zhàn)的，是最個體的——如何是古往今來的所有人的對手？人文領域的較量是“關公戰(zhàn)秦瓊”式的跨時空過招，崔璟留下一首“黃鶴一去不復返，白云千載空悠悠”，可以使李白罷筆，設使李白生于崔璟之前，不知可令崔璟罷筆否？你能想到的，別人大多想過了，你要說的，別人大抵也說過了。于是，最幸運的是“人類的始祖亞當”，馬克·吐溫調侃道：“當亞當說有個問題他知道從來沒有人談到過時，他太走運了”。這時候比的，也許就是誰先生活在這世界上了。我們都沒有象柏拉圖那么幸運，能生活在那遙遠的所謂“軸心時代”，“先據(jù)要路津”，所以后人只夠給他下注腳去（懷特海：“一部西方哲學史只是柏拉圖的注腳”）。魯迅生活于20世紀，就感慨過：“我以為一切好詩，到唐已被做完”[③]。呵呵，說得不無夸大，卻真是明白人。

  那些輕談創(chuàng)新的無知無畏者，可以想想莎士比亞在《十四行詩》第59首中的嘮叨：“如果天下無新事，現(xiàn)在的種種，從前都有過。我們的頭腦多上當，當它苦心要創(chuàng)造，卻孕育一個前代有過的嬰兒”。大家都是人這樣一種生物，認識的對象又是同一個世界，能想得不一樣到哪里去？章學誠在《文史通義·辨似》中哀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宇宙遼擴，故籍紛揉，安能必其所言古人皆未言邪？”，歌德也不無失望地感慨過：“這個世界現(xiàn)在太老了。幾千年來，那么多的重要人物已經(jīng)生活過、思考過，現(xiàn)在可找到和可說的新東西已經(jīng)不多了”[④]。瞧，就是這層意思的本身，古今中外的學者們都想到一塊去了。其實說真的，筆者本人也是先獨個想到的這么些意思（可以以我的專業(yè)：歷史學的真實性發(fā)誓），后來才發(fā)現(xiàn)早被他們說了——可見創(chuàng)見何其難也，正如有古詩說的：“文章大抵多相犯，剛被人言愛竊詩”（魏周輔）、“叵耐古人多意智，預先偷了一聯(lián)詩”（陳亞和）。于是審慎的學者還容易染上擔心無意剽竊的癥候，老怕自己不小心成了小偷，“得句渾疑先輩語”（陳古漁）。數(shù)學天才威廉·羅恩·漢密爾頓就老疑心自己會把很久以前聽說過的東西當成本人的發(fā)現(xiàn)，這種擔心在旁人看來甚至到了病態(tài)的程度；弗洛伊德也曾經(jīng)疑惑“死的本能”理論是否真正是自己的獨創(chuàng)[⑤]，陸機《文賦》中說的“雖杼柚于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茍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這大概是學術從業(yè)者——特別是人文學者的普遍尷尬吧，誰沒有碰到過這樣的情況呢？

既然大家都有過這樣的體驗，那么諸君看到這里，怕是會嘀咕一句“一個好想法，又被這姓章的先說了！”不好意思了，其實我也沒有占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