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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羅公學的中國人

 shuijingboli 2006-09-22
哈羅公學的中國人  
  2006年09月20日 15:49 字體:  
 

在哈羅的日子里,身為中國人,如果沒有一身“絕技”,根本無法立足。

文 □ 特約撰稿員 龐辛(發(fā)自倫敦)

哈羅(HARROW)公學是英國著名的男生寄宿貴族學校,是當地一位農民為了教育貧苦學生,根據伊麗莎白女王1572年頒發(fā)的王室規(guī)章建立的。19世紀以后它以教學認真而聞名,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優(yōu)秀學生。畢業(yè)的校友有丘吉爾、拜倫、約旦國王侯賽因、印度前總理尼赫魯等名人以及各行各業(yè)的領導者。

哈羅公學位于倫敦西北部,地勢很平,中部突起一處高地,方圓幾公里,稱“HARROW ON THE HILL(哈羅在山坡上)”。這里有兩個重要的學校:坡下是西敏思大學哈羅校區(qū),坡上就是赫赫有名的哈羅公學。整個高地全是學校的資產,許多地方都標有:私人地界,不得入內!

今年,這里來了801個學生,年齡在13到18歲。在它10%的外國學生里,有30多個中國學生,7個從大陸來,其余的來自香港。

神秘的大陸學生

在 “THE PARK”,一棟宿舍里,我見到了從北京來的OSCAR 邵,一個瘦瘦的,有兩個紅臉蛋的16歲男孩。他在這里讀3年級,聽說數學好得無人能比。邵11歲就來英國讀語言,為13歲能上哈羅做了兩年的準備。這個從景山小學來的北京孩子,第一次見到哈羅時竟有一絲失望。“太古老了,也不像我想象的像個學校,整個是個小鎮(zhèn)。我喜歡現代一點的東西。”但是,這一絲失望很快就被學?,F代的體育設施、劇場及教學設備給抹平了。這個學期他修13門課,除了必修的5門課程外,他還選了8門課。我驚嘆于他怎么能應付得過來。他說各門課都會按學生的程度分成不同的組,進度適中,不會太有壓力。如果作業(yè)太多,可以提出抗議,可以不交。另外,學科的內容重廣度,并不是太深,對于他來說也容易得多。所以他還有時間打高爾夫,游泳,參加海軍訓練什么的。前段時間他拿了個物理比賽的獎,父母知道了很高興,準備這個假期帶他去東歐滑雪。

哈羅公學收費極高,每年25000英鎊(合人民幣約375000)的學費。一個孩子在這里讀5年,除了學費還有很多雜費,所以每年沒有30000英鎊是呆不下去的。這樣高的收費,即使大部分英國家庭也承受不了。我好奇地問他父母是干什么的?這個16歲的孩子老道得像61歲的政治家,蜻蜓點水地說了一下,到底我也沒有搞明白他父母是做什么的。但我也不再追問了。因為在這個學校讀書的孩子對于他們的背景天生地敏感。在這個學校里,凡是孩子來自英國的達官貴人、各界名流的,都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學校以此為榮,孩子也沾光不少。比方說去年新生中有一個是英國一位著名影星的侄子,這個孩子就在去年不僅成了校長的圣誕卡片上的哈羅學生的形象代表,而且也是今年一系列重要戲劇演出的主角?,F在讀FIFTH FORM(相當于初三年級)的JOHN也是哈羅有代表性的一個男孩,有一天,我看見他爸爸到學??此唛蠙烨?,這個男人的面孔讓我想起了剛出版的2005年世界前100位富人,他在前30位!第二天我問JOHN,他說他家兄弟3個都在這個學校讀書,他同宿舍TOM的爸爸比他家還有錢呢。盡管英國人在財富、權力方面極盡炫耀之能事以滿足他們仍然嚴格的等級觀念,但是學校對中國大陸學生的來龍去脈卻守口如瓶,當我提出想寫一篇有關中國學生在哈羅的生活學習報道時,校長斬釘截鐵地告訴我:“只能寫香港學生,不能寫大陸來的。”

和 OSCAR 邵的聊天是我在問校長之前,所幸的是我們的談話沒有涉及到這些方面。盡管如此,當OSCAR再見到我時,他一再追問那天的聊天會發(fā)表嗎?在哪里發(fā)表?

會長的“黑名單”

對大陸學生的情況,我不問了,倒是有人來問我。哈羅發(fā)展基金會的會長有一天神秘地把我招到他的辦公室,打開電腦讓我看。我一看,驚呆了,就像搞特工的,他的電腦中,哈羅每個大陸學生的父母輩,祖父母輩的資料,里面都有清楚的記錄。他指著一個姓田的新生問我:“你知道他爺爺是干什么的嗎?是在中央嗎?”我哪能知道?!于是他給了我任務:“你能去問出來嗎?”我不能,我告訴他:“中國有句老話,不該知道的最好別問。”他哈哈大笑,說:“我去問。”

哈羅的會長是專門給學?;I款的人。這位會長是中國關系學專家,經常把我拉到他辦公室里去為他翻譯來自兩岸三地各界名流的動態(tài)。他最感興趣的是,比方說澳門賭王何鴻目前是帶三姨太出來還是四姨太?因為三姨太的兒子快到上中學的年齡,現在正在考慮上哈羅。而賭王熱衷慈善事業(yè)的消息讓會長期盼他的兒子們早日來到哈羅。會長當然不會忽略已經在哈羅就讀的現香港證券交易所主席的兩名孫子。每次有香港親友來校訪問這兩名孩子,會長都會親自陪同,設宴招待。會長不會說中文,但他“恭喜發(fā)財”的廣東腔比我地道多了。這全得益于他頻頻訪問香港的結果。從他回來描述如何被直升機從香港接到澳門賭場的經歷來看,他的東方之旅總是盛況空前。“香港好啊,大方!”他總給我念叨這個。
       平心而論,會長雖然由于工作關系,職業(yè)性地見錢眼開,但對于他名單里的香港小資族子弟,他也給予了適當的關懷。香港律師界、報業(yè)的子弟,多是憑優(yōu)秀的音樂才能來到哈羅,這些家庭的孩子衣食無憂,每年往返香港數次也是能享受頭等艙的待遇。但如果讓他們的父母為哈羅上千萬的田徑場項目或語言中心樓項目添磚加瓦,會長深知里面沒有多少油水可榨。盡管如此,他還是盡量去參加學校舉行的有這些孩子參加的音樂會,并吩咐我把音樂會拍下來,好發(fā)給他們的父母。會長有句精辟的話:“你往上爬的時候,盡量多交朋友,因為等你下滑的時候,你會遇到他們。”

會長的“黑名單”一年一年地在增加,今年他去北京的次數可是見漲……

少年音樂家的歸宿

如果你聽過哈羅的古典音樂會,有一點讓中國人很自豪:臺下,英國上流社會的達官貴人,屏息聆聽;臺上,大型交響樂隊氣勢非凡,再仔細看,圍繞指揮坐在最前排的,2/3都是中國孩子。音樂是來不了虛假的,沒有卓越的音樂才華坐不了首席。去年,英國世界著名的三人協奏組合“CHILINGIRIAN” 來學校做指導,音樂學校派出的3名代表全部來自香港,這在崇尚西方古典音樂的哈羅,也算是個不小的震撼。

我曾經問過音樂學校的校長,為什么有那么多香港孩子拿到音樂獎學金到哈羅讀書?他回答:“其實英國孩子和香港孩子開始學習音樂的歲數相差不大,一般都在4~5歲之間,但每天練習時間的長短就相去甚遠。這里的孩子一開始每天頂多練半個小時,到大一點也最多1個小時,因為除了音樂以外,他們還有很多自己喜歡的事要做,比方說體育,交際等等。而香港孩子的練習時間遠遠不止這么點兒,這樣他們的基礎就打得很扎實。香港家長一開始就是按照專業(yè)音樂家的標準來要求孩子的,這一點對于他們今后往音樂專業(yè)方面發(fā)展無疑是很重要的。”但是,這位英國老紳士補充道:“過多時間放在練習樂器上也有不足之處:在演奏技法上,香港學生講究精確,但和英國學生比,他們缺乏對音樂的想象力。這一點在我們的教學中很強調。這種想象力來自對生活的理解,但我發(fā)現這些來自香港的學生對其他事情興趣很少,學音樂的英國學生同時是擊劍好手,馬術專家,橄欖球健兒或熱衷繪畫、雕塑,但這些學音樂的中國孩子如果能跑跑步,打打乒乓球就很不錯了。”

他的一番話讓我記起有一次給一個拉小提琴的香港學生BEN拍人像,他剛在校內成功開完個人獨奏音樂會。我們在學校最古老的有600多年歷史的教室里拍攝了這位東方少年音樂家的藝術照。當我扛著機器設備往外走時,我吩咐他幫我把門鎖上。因為是老房子,還是用的掛鎖,門和門框上分別有一個鎖扣,他居然把鎖直接掛在一個鎖扣上鎖了下去。我當時也沒有鑰匙,他連連說:“我真笨,我真笨!”搞得我哭笑不得。他都18歲了,琴拉得那么好。

就是這個BEN,還有參加三人協奏組合的3個香港學生,都得到了英國一流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兩個去了帝國理工讀經濟,一個在劍橋讀法律,一個在牛津學醫(yī)。有一天下午茶時間,會長跑到我辦公室和我喝綠茶閑聊,他突然問道:“我真不理解這些這么優(yōu)秀的香港少年音樂家,為什么都去學醫(yī),學經濟,學律師?”我說我問過BEN,這是他們父母的意愿。香港父母實際得很,除非你是超一流的音樂家,想靠搞音樂糊口難啊。當醫(yī)生、律師多掙錢啊。以后沒準還能把孩子往這里送呢。再說,萬一這里面出了個香港首富什么的,你不又該忙了嗎?他聽了又哈哈大笑,然后搖頭說:“可惜,可惜!人一輩子總要干點自己喜歡的。”

中文教學事件

遺憾的是,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干自己喜歡的事。在哈羅教了9年中文課的臺灣老師楊太太在過完新年不久突然接到了學校的辭職信。信中校長先生言簡意賅地解釋,因學校對中文課進行調整,決定由東方部主任史密斯夫人替代楊太太教漢語。史密斯夫人是誰?她是英國人,在哈羅教了幾年日語,在她替換楊太太的時候,和另一個中文老師學了12個小時的中文。

“這簡直就是欺負人!”楊太太半夜給我打電話,“把一個只學了12個小時漢語的人替下我一個教了10多年中文的中國人,就因為她是英國人?!太小瞧我們中文了。”

其實就是英國人聽到這個消息也搖頭,誰都知道中文是世界上最難的語言之一,一個外國人,沒有一點漢語基礎,要達到教漢語的程度,非一年半載是不能拿下來的。楊太太決定打探這個決定的背后原因。

學中文在近幾年開始熱了起來,在英國800所公立中學里,均開設了中文課,從去年開始,更有少數學校把中文設置為必修課。伊頓公學便有3名中文老師,而且均為中國人。誰也沒有想到哈羅公學會發(fā)生這樣的事情。楊太太打聽出來的結果是:“史密斯太太的先生將從今年9月份起出任一間宿舍的管家。”哈羅有11個宿舍,這11個管家的權利不一般,管吃管住管學習,校長都要讓他們三分。“史密斯太太的日語課時每況日下,她于是要求上中文課以彌補收入上的不足。”

這一切都是權利和利益之爭。

楊太太帶了個在英國挺厲害的記者去找校長討說法,迫于壓力,校長親自考察了3位中文老師的課——這在哈羅的校史上還是第一次。后來,楊太太收到學校寄來的3500鎊的賠償和公正的教學評價信,中文事件到此告一段落。但史密斯太太能否教中文?家長知道了以后會有何反應?學生能在她的班上堅持多久?游戲還沒有結束。

校長的中國牌

在哈羅的日子里,身為中國人,如果沒有一身“絕技”,根本無法立足。就連有一身“絕技”的楊太太也只好妥協。誰讓這個學校這么有名呢?

我在哈羅的3年中,學校和中國的互訪較多,因為天天在學校呆著的中國人就我一個,所以除了給會長翻譯一些港澳臺的花邊新聞外,北京的訪客我都參與接待。北京來的可不是一般的學校,那都是我們在國內夢寐以求也挨不上門檻的一流好學校。校長也都是要去開人大,共商國家大事的中流砥柱人物。中國方面還總是大包小包地備了些禮物贈送各方面人士。哈羅對他們的來訪一般很重視,參觀學校,介紹教學理念,安排與中國學生會面等等。但吃在餐廳,住在學校宿舍,沒有特殊禮物。我常想,哈羅校長的中國牌打得真是好:中國學生不僅給他增加生源,提高考試成績(哈羅的中國學生學習成績都非常優(yōu)秀,為哈羅的整體考試水平立下了汗馬功勞),大方的家長還給他投資捐款,發(fā)展哈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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